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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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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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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1948年8月举行的有400多党内中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务座谈会，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国民党失败，败在脱离工农贫苦大众，只有上层，没有下层，只注重争取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民生平等毫未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多数人民不仅不得温饱，而且还要受党政军的压迫。他们因而主张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将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统统驱逐出党，使党能够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农工和进步知识分子，同时考虑在经济制度上选择社会主义方式，以便实行民生主义的革命。国民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一度积极推行所谓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即与此种教训之总结有相当的关连。
[3] 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央政权建立伊始都不具备公开向列强挑战的实力。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最终难以继续，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赴莫斯科谈判之所以未能达到彻底取消苏联特殊地位的目标，都与他们当时的实力不足有关。但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刺激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4] 「操之在我」，蒋永敬教授2000年6月15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对余敏玲文章评论中的用语。
[5] 这里可以提到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蒋介石1936年11月对于陈立夫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时的指示，当时蒋刚刚取得了对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因而提出的妥协条件一度十分苛刻，坚持红军只能保留三千人，其余统统遣散或由中央军收编。另一个是毛泽东在1948年底1949年初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之后，面对国民党和谈的要求所开出的条件，如1949年1月14日的八项条件和4月15日的〈和平协定草案〉，同样如同一纸降书，毫无商量的余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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