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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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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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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狄托」。此后，苏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的情况下，令其驻华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积极活动，推动各国外交官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和平；在毛泽东反复提出要求访问苏联的情况下，再三拖延甚至寻找各种藉口不让毛泽东成行；史达林相信中共中央内部有人会随时向西方透露机密消息，他派在毛泽东身边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中共领导人中存在着亲美派……，凡此种种，在在表现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结果是，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愿意帮助拯救国民党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苏联也不热心推动共产党的胜利。具体到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简要地讲述这段历史，只是要说明，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美苏的亲疏远近。蒋不满美国也好，后来仍不得不依靠美国也好；毛反感史达林也好，后来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也好，最主要的还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上权衡现实利益得失的结果。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也同样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选择盟友的，它们的实用主义特点同样不亚于中国人。
四、几点结论
由上面简略的分析，我们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区别国共两党，并且是导致它们长期对立冲突的基本要件。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通常是透过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权关系表现出来的。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构成一个政党或政权的现实政治利益的全部要素。换言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它们不得不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考量和决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时候，通常很难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生长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党或政权来说，与意识形态作为一面规定政党或政权政治性质及其政治理想的旗帜相比较，它的民族主义基础对于它的生存与发展，明显地更为重要。
其二，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换言之，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及其对外来干预和歧视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半殖民地中国给他们打下的毕生的烙印。实际上，他们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等诉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与自己意识形态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虽然，就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着想，基于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对这类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往往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更多的往往只是一个操之在谁的问题。
其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能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现实利益及其政策调整目标的评估，通常是和政党或政权的实力评估成反比的。实力评估越强，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小，结果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少；实力评估越差，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强，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大。与此相联系，实力评估越强，对意识形态的诉求就会越发升高，其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也就容易趋于激烈；实力评估越弱，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就越会趋于节制，其民族主义情感也相对地比较容易保持理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角力场上的这种实力评估通常是以当政者的自我判断为主的，特别是遇到外来的或内部的压力过大时，这种判断就更容易发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不仅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有，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从来高唱国际主义的苏联人同样也有。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与援助，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同与接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所谓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而任何一种利益交换，又都必须基于等价的原则。因此，当美国或苏联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而当它们发现自己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设法免除这种无休止的麻烦与负担的想法，就会导致其很快改变自身政策的现实目标。因此，国共两党虽然长期以来背后都有美苏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靠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两党谈判或合作的时间大致分两阶段，即从1922年秋到1927年夏两党关系破裂，和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两党重开谈判，到1946年冬两党关系再度破裂，总共十五年左右。而双方全面对抗和战争的时间则包括从1927年夏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和从1947年初到1949年底国民党退踞台湾，总共十二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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