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一) |
 |
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
|
|
50年至1910年60年间，东北人口净增加1868.4万人[66]。显然，这一时期的新增人口中，除少量属于人口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由关内迁移而来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山东，其次是河北，来自其他省份者微不足道。此后，历经民国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时期，均有大量移民迁往东北，甚至七十年人仍有少量关内农民移居东北，直到现代，东北人口密度基本与关内一般省份持平。
从各个大区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的时间看，大体上说，南方早于北方。在南方，华东、华南地区现有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最早，大体是在宋，两湖地区形成于明前期，四川则形成于清前期，其中的一个例外是太平天国时期华东的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及其聚居格局有较大变动。在北方，现有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以西北地区最早，大体形成于宋元时期，华北形成于明清时期，东北则形成于晚清以后。此外，从现存村落的历史考察也可看出，在南方，唐、五代至宋代形成的古村落相当多，而在华北地区，除山西省外，村落基本上均形成于明代之后。
根据史料记载，在古代的中国，导致人口迁移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乱。而从总体上看，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北方的大规模战乱较南方更为频繁，加之很多战乱系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而引起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通常更为严酷，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和所引起的人口迁移规模自然也更大。而自经清初的调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太平天国的战乱引起的迁移外，在南北方的内地地区内部，几乎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清一代，内地地区较为稳定，而自清末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武器的杀伤力虽然大增，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战争相对说反不像古代那样残酷，大规模屠杀平民者较少，一场战争致使一国或一个大地区的人口减半甚至只有少量残余人口的情况不再发生。战乱也就不再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因此，费孝通说，“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的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忽其微的”[67]。当然，大规模的天灾也会引起人口减少和迁移。特别是华北和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地下水位较低，河流较少，流量也不稳定，不同年份降雨量变化很大，而且一年内的降雨量多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因此常出现水旱灾害，引起饥荒。但这种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人口流动通常伴随着灾害过后的人口回流，对长期的人口聚居格局影响不大。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园口事件，造成了大量流民，但水过之后，村落便得以在黄泛区重建。
现有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的早晚之所以对宗族聚居强弱之势有重要影响，首先在于人口繁衍和家族形成需要时间。人口迁移年代早则意味着一个家族定居在一地的持续时间长。定居持续时间长，便有可能通过人口自然增长，形成较大的同族群体。
人口迁入的年代对各地宗族聚居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原因是当时迁出地的宗族聚居状况及人口迁移方式的差别。如前文所述，汉族的宗族聚居，发源于北方，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并且一直到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宗族聚居仍相当普遍，宗族组织也相当严密。当这一地区的人口被近迁移时，他们通常也是全族整体迁移。这一点，晋代的北人南迁过程中尤为突出。东晋的王、谢、庾、桓等大族无一不是举族南迁，名将祖逖也是先“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而后进一步南迁，福建省则有永嘉年间"八姓入闽"之说。直至北宋时期的人口南迁，仍有相当部分是举族迁移。举族迁移者，在迁入新的定居地后，一般仍保持了聚居而居的传统。
自宋以后，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则极少再有整族迁移，而多为以小家庭为单位迁移，而且相当一部分迁移人口是只有部分家庭成员迁移或以个体为单位的迁移。在迁移过程中，以自发性迁移为主，但也有部分人口是由官府组织乃至强迫迁移的。但在由官府组织的迁移中，同样是在宋以前多为整族迁移，而在明以后则是以小家庭或个体为单位的迁移。宋以前的历代，史料中常有官府为防范叛乱及充实京畿或边疆而举族迁移豪门巨族。而在明初官府组织的由山西向华北其他各省的人口迁移，虽有官府动员乃至逼迫，但也是以个体或小家庭为单位，先向指定地点集中，领取官府发放的少量迁移费，再分别迁移到指定地区定居。而且官府在组织迁移时，甚至常常将成年的兄弟分别安排在不同的移入地。在清末以来向东北迁移的“闯关东”者则通常是部分家庭成员先行迁移，先行者定居后，其余家庭成员才迁移过去。
宋代前后迁移方式的变化与迁出地的宗族聚居程度有关。宋以前，作为迁出地的北方聚族而居极为普遍，而宋以后，北方宗族聚居已经衰落。迁出地不存在宗族聚居，迁移过程当然不会是举族迁移。但在南宋以后的南方，举族迁移也逐渐被个体迁移方式所取代。南宋灭亡时的人口迁移，史载多称“扈从南迁”，“虽然也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