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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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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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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68]。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也是以个体或小家庭迁移的迁移方式为主。
宋代前后迁移方式的变化不仅与迁出地的家族聚居程度有关，也与迁移原因及战争的性质和持续时间有关。一般说，战乱引起的迁移可能是乡族的整体性迁移，非战乱引起的移民则多以分散方式进行。由于迁出地人口增长，受人口压力而引起的人口迁移一般不会是举族迁移。总体上说，宋代以后各自南方内部的人口迁移更多地是由人口压力引起的，这也是人口迁移方式迥异于宋以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受战争引起的迁移中，少数民族由北向南推进的占领式战争与区域势力间的争战也有所不同，前者可能会引起方向明确的大规模迁移，后者引起的移民则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另外，战争持续时间或入侵者的占领速度也与移民规模和移民方式有关。在宋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后，向南推进的速度较慢。宋室南迁后，南宋政权尚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便使人们有时间以大家族为单位举族迁移。而满清入关时，占领速度较快，南明政权持续时间也很短。清军入及向南推进的速度快于移民迁移速度，汉族人口常常来不及南迁，其家园已被占领，更没有时间组织乡族的整体性迁移。
总之，相比之下，与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仅现在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迁入时，迁入地本身就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迁入方式更是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从而人口迁入之始，就很少形成宗族聚居的格局。而南方则仍保留了较多聚居的宗族。证之于南方一些人口迁入较较晚的地区，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华中的湖北省，其宗族聚居程度就弱于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而四川的宗族势力则更弱。
此外，下面将要论述的同族集聚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也是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长短与宗族聚居强弱相关的一个原因。
四、定居后的同族集聚
人们在一个地域定居后，是与其他家庭聚居一处，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决定于人们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他人的合作。尽管如马克思及其他很多学者指出的，与现代社会相比，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交往与合作的频率和程度很低，但合作的需要必竟是存在的，而且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有相互之间及与外部发生冲突时的合作。因而，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中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是聚村而居的，散居的形态则并不普遍。而这些村居的农民家庭，是与同族聚居一处，还是与非同族家庭聚居一处，同样与合作需要的多少和程度有关。合作的需要本身并不能保证合作的实施。与现代社会相比，在传统农业传统，农民家庭间的合作更需要有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作为纽带，将不同农民家庭联结在一起，才能形成有效的合作[69]（。而在宗族制度有着久远历史，并得到意识形态强力支持和维系的中国，血缘关系，特别是父系血缘关系无疑是更为坚韧强劲的纽带，以这种关系为纽带组织合作更为有效，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因此，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与宗族聚居程度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在不同的地域，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是不同，这也是产生不同地域间宗族聚居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1、农耕活动中的合作与宗族聚居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在生产中的合作，也既是耕作中的合作。很多学者在有关的研究中区分了稻作和旱作。与旱作相比，稻作中需要更多农户间的合作。例如，在论述稻作中的合作时，摩尔写道：“在使土壤达到一定的浆状的稠度以适于种植秧苗时，就需要大量用水。因为在同一时间里只能给少量的田供水，这就需要大伙一起一块田接着一块田地耕种，这样才能节省花在每一块田里移栽的时间。为在合适的时间里完成移栽工作，就需要聚集起比个别家庭成员集合在一起更多的成员”[70]。池田大作则说：“由于种植稻米的农业不能以一家，而是以一个村落为作业单位，因而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譬如，种植稻米的水田需要大规模的水利体系。从贮水池或河川引来的水，流经许多家庭所有的水田。或者让一条小河的水均等地分流各家的水田。……另外，插秧或收割水稻的作业，也以共同作业的方式集中进行。其作法是：今天全村出动，给Ａ家插秧；明天又总出动，到Ｂ家的田里插秧”[71]。林周二也曾作过类似的论述：“在稻作社会，水田需要灌水或排水的时候，人们必须同时进行；处于高处的水田要是施肥，则肥水必然流入位于低处的他人的田里，反之，要是涝水的话，低处的水田必定首先遭殃。有一利必有一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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