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国发现《天圣令》后，整理公布了四个令，并做了初步的复原唐令和研究工作。这四个《令》是《田令》、《赋役令》、《捕亡令》和《杂令》[5]。在其它研究文章中他还公布了一些零散令文。

    除此之外他也写了系列文章，从各种角度利用《天圣令》进行研究，例如写了《试论宋〈天圣令〉的学术价值》、《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宋代折杖法的再探讨》、《关于唐食封制》等文章，主要涉及法律本身以及唐宋经济制度。

    国内外的其它研究主要围绕着公布的令文，首先是讨论录文和复原唐令的正确与否。比如《田令》，有兼田信一郎、池田温、宋家钰的文章。《赋役令》有大津透、渡边信一郎的文章。《捕亡令》有池田温的文章等。

    对令文的研究也以《田令》最多。有杨际平的系列文章，研究了唐代田制、均田制、宋代田制。由于涉及到“私田”问题（《田令》中明确写有“公私田”字样），引起了一些争论，例如有何东的商榷文章。还有山崎觉士、服部一隆的文章，其中服部的文章涉及到唐、日《田令》的比较。此外关于宋代奴婢的地位和良贱制度，有张文晶与戴建国的商榷文章；《赋役令》中的杂徭等问题，有大津透的论著；《假宁令》有丸山裕美子的文章；研究宏观的律令制在唐宋间的变化，有高明士的文章等等。

    目前的研究状况是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先生那里是一个研究中心，他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先生处有一个“唐令读书班”，其中孟宪实先生利用《天圣令》研究了一件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台湾高明士先生组织了一个“唐律研读会”（1995年成立），先后出版有《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1999年）、《唐代身份法制研究》（2003年）、《唐律诸问题》（2005年）等论著。韩国庆北大学任大熙先生处也有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读书班”。

    特别是日本，以东京大学大津透先生为主持人，申请了一个名为“日唐律令比较研究新阶段”的课题，经费1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近100万），从2005年立项到08年结束。参加者均为研究日本古代史、法律史、唐史的学者，其中有大津透（主持课题并研究赋役令）、池田温（唐律令研究）、古濑奈津子（官僚制和统治秩序）、坂上康俊（统治构造和田令）、榎本淳一（厩牧令和狱官令）、辻正博（宋代法制研究）、丸山裕美子（医疾令和假宁令）、大隅清阳（礼制接受研究）、三上喜孝（关市令和杂令）、稻田奈津子（丧葬令）共10人。最终目标是以“史料集”形式出一部《天圣令》，包括校订后的条文和注释。然后据此作唐令复原工作，再作唐、日两令对照表，以为《唐令拾遗补》的补遗。在此过程中，出版研究和复原的论文集。日本学者对《天圣令》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以及国家对课题的支持力度，显示了《天圣令》巨大的吸引力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上述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在学术上做好了准备，等待着《天圣令》全文的公布。

三、《天圣令》全文的整理和刊布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较强的研究力量，因此天一阁博物馆慨然允诺将《天圣令》交由历史所整理，并于2005年5月与历史所签订了合作整理协议。历史所随即成立了以黄正建为主持人的整理小组。10月，课题组与中华书局达成出版协定，约定2006年6月定稿。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课题组成员不计报酬，奉献学术，艰苦努力，终于按时完成了整理任务。

这次对《天圣令》的整理主要可以分三部分：第一是校录本，即将《天圣令》按原行款迻录，异体字照录，加以标点，并以每条令文为单位出校记。若有错字漏字衍字，均不改动原文，只将正确者改正于其下。第二是出一部清本，即将校录本中所有改正的文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