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 ）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 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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