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等的带领下，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让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1924年，在中苏协定中，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及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26]（P298）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主权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使外交家们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周旋，进行艰苦的谈判与争取，收回了大量国家利权。虽然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活动，并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渐高。

（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和接受，对统治者的独裁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国家政权四分五裂，统治者又大搞独裁，企图破坏共和。但由于近代国家观念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行动。“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几部国家根本法，在国体、人民权利等方面都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在共和政体下，使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虽然这些宪法条例在政局混乱的中国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是统治者掩盖其独裁行为的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却使统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翻共和、恢复帝制来满足自己为所欲为的愿望，只能通过召开国会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的权力，对其独裁专权有所限制。因此，可以说，中国民众近代国家观念的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政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使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说过：“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7]（P508－509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正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逐渐孕育形成，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民主运动的进程。虽然，这种国家观念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国家的认识也有不正确的方面，但较之传统国家观念毕竟已有了很大进步，具有了近代化的色彩与本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孝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M］.香港：龙门书店，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3]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J］.《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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