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汪精卫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

（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

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3]（P30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的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并且保护各国在华人民之生命财产，[23]（P20）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妥协， 但在外交方面，却表现了其主权观念的加强。例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几项说帖：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帖；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中国希望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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