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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一级政权实体。事实上,清末以市民自治为基础兴办市政的模式和以官府操纵控制、排斥民主化因素为特征举办市政的模式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这种对立发展到民国初年,终以地方自治运动的被扼杀而告终。
民国初年,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沿用清末旧制,继续推行地方自治,但是延续时间相当短暂。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重申地方自治的宗旨是“辅佐官治,振兴公益”“, 决非离官制而独立”,他还诋毁各自治团体“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并于1914 年3月“, 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 22 ] (p83～84) ! 至此,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遭到专制权力的扼杀,“市制也不再存在”[23 ] (p324) 。尽管此后内务部颁布有《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分调查整理、提倡与实行三个时期,但“实属故意延宕时日,毫无施行自治之决心也”。[24 ] (p26) 该条例一直未能实行“, 地方自治运动大受顿挫”。[25 ] (p705)五
近代先进人士对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追求是长期不懈的,其主流又是追求城市自治,培养市民的自治精神。这种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一直贯穿于近代市政史中,并在20 世纪20 年代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1921年7 月,北京政府公布《市自治制》,恢复了市的行政建制。此外,联省自治运动中,南方颁布的省宪均有关于市制的规定。这些都直接刺激和诱发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地方自治热情,城市自治运动又开始重新活跃。时人有言:“故年来地方自治之声浪洋溢于耳,各大通商口岸之居民复因种种需要与刺激,感觉创办市政之必要,于是乎市制度乃极为一般人所注目。”[26 ] (p2) 北京市民为反对官府督办市政,还拒交警捐,要求提前设立市自治会,由市民自办市政。[27 ] [ 28 ]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实现城市自治和改革城市政治制度有浓厚的兴趣。
在20 世纪20 年代国内地方自治运动再度高涨,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城市行政近代化的背景下,一批青年留学生受美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市政改革运动的影响,希望在国内通过推行城市自治、改善市政体制的途径来实现改良全国政治、建立真正民治国家的目标。他们推动国内城市发展和城市自治运动的基本信念是:“都市自治为培养民主国民自治之智识而达成真正民治之阶。”[26 ] (p1)“市自治系地方自治之中心,为厉行民治者,必先着眼之点。”[29 ] (p1)“市自治制度是自由国家的精华。一个国家虽可以建设自由政府的体制, 若没有市自治制度, 不能有自由精神。”[30 ] 他们希望依靠市民,通过城市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构想,无疑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探索实现民主政治的新路径。
如果将20 世纪20 年代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径,和清末城市自治思想以及清末民初地方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新路径是清末已经显露出来的,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民主化侧重城市优先发展趋势的历史延续。20 年代的这批留学知识分子,不仅像梁启超那样从欧美各国城市发展历程中认识到西方民主,而且还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各国市政改革潮流中汲取思想资源。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城市观念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所以比清末先进人士对城市的认识有所深化,而美国市政改革运动正是影响这批留学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最重要的时代性因素。从城市改革入手推进城市自治,实现民主政治目标,在他们那里已是日益明晰的思想路径。它基本决定了此后中国市政的发展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20 年代的这批留学知识分子对不可抗拒的城市化趋势,以及对工业化以来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把握住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还表达出以城市为中心,以推动市政改革为途径促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期盼。①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20 世纪20 年代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信念和追求既有历史继承的一面,如对以城市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的探索方面始终与清末保持着连续性;但更多的则体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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