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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城市观念及其对市政体制改革的探索,参阅赵可:《20 世纪20 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以归国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 年5 期。
出历史超越和发展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先进国家城市发展鲜活的现实经验中认识到城市的主体地位,以及从世界性市政改革浪潮中受到启发而构建的通过市政改革推动近代中国民主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变革的道路上。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使他们取代了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成为推动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新兴社会力量。而20 世纪经过市政改革后的美国城市也取代了日本,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效仿目标。以此为标志,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已经越来越密切地和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相联系,主动融入世界城市发展潮流之中。
20 世纪20 年代崛起的城市近代化新兴推动力量,对从城市改革入手实现民主政治目标新路径的积极鼓吹,为推动近代城市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市政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大中城市在20 年代以后,相继展开以健全城市政府职能、强化城市管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市政改革运动,促进了大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水平的提升。但是在国民政府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官治专制下,以城市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无法实现,城市政治民主化进程长期严重滞后。留学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以市自治为核心培养市民自治精神,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并以城市为中心带动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理想目标,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不得不归于幻灭。
从清末初露端倪至民国时期明显凸显的城市自治思想,是20 世纪知识分子在认同近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所找到的通过城市自治改革社会政治的方案,它在政府的有限度扶持下付诸了一定的实践。近代知识分子基于由城市自治道路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理念,而倾注于20 世纪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浓厚民主化指向,使近代城市发展越发明晰地具有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和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
城市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指出:城市应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这种制度的精髓就是城市自治。[ 31 ] (p35) 现代城市具有与中世纪和近代城市一脉相承的属性,实行市民自治的市政体制已被公认为是现代市制的基本特征。城市可以在一定区域内,由当地人民自行选举组织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实行自主管理。但是近代被引进中国的市制却长期发育不良,城市自治原则被执政当局严重漠视,特别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更是用“党治”面目出现的官治完全取代市民自治。此后的市制基本上只是一种城市型行政建制,其结果不仅忽略了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开性、自由性,而且不利于吸引市民关心地方政治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延滞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陈之迈指出:西洋人在讨论地方自治的时候以都市为注意集中点,“中国的情形似乎与此相反,一般论地方自治的人多以注意力集中于乡村自治,对于都市自治反不十分注意”。[ 32 ] (p150) 将都市自治“只视为一种附庸,而不认其为主体。在西方国家中,都市人民自治的程度比乡村为高,在我国则反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地方自治的时候往往忘却了都市。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其造因恐怕唯有求之于几千年的意识”。[32 ] (p143)
从世界经验来看,自治创始于城市,并在城市中日臻完善。基层民主就是在城市中通过市民自治率先发展并推广开来的,城市自治扮演着基层民主摇篮的角色。城市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比乡村更具优势和潜质,“都市是领导着乡村向自治的大路上走的”。[32 ] (p150)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正前所未有地被社会所承认。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凸现出来。尽管中国缺乏欧洲中世纪那样悠长的城市自治历史传统,但清末以来的城市自治思想及实践,使城市具有的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仍是当今健全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完善城市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新型城市社区可供发掘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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