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 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 <% 张孝若： 《 南通张季 □ 先生传记 》 第 172 页 %> ”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 <%《 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 》 第 11 页 %> 。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汪精卫、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 <% 曹亚伯： 《 武昌革命真史 》 正编第 137 页 %> 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 李书城： 《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 载 《 辛亥革命回忆录 》 （一）第 200 页 %> 。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 <% 廖少 □ ， 《 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 第 30 页 %> 。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 <%《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 第六号 %> 。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 <% 邵元冲： 《 中华民国开国史 》 载 《 建国月刊 》 十五卷四期 %> 。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 □ 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 <% 邹鲁 :《 中国国民党史稿 》 中华书局一九六 ○ 年新一版第一册第 156 页 %> ”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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