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 <%《 胡汉民自传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 。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 <%《 胡汉民自传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 。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 <% 白蕉： 《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 第 46 页 %> 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 白蕉： 《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 第 51 页 %> 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　　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 □□ ，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 <% 马震东： 《 袁氏当国史 》 第 157 页 %> 。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 <% 马震东： 《 袁氏当国史 》 ，第 105—166 页 %> 。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 <% 邹鲁： 《 回顾录 》 第 81 页 %> 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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