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67年前的后金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四月十一日（公元1636年5月15日），后金汗皇太极于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事先，遣使通报朝鲜国王，要其断绝与明朝之友好关系，并参与拥戴行列，被断然拒绝。从而导致了一场战争，随之出现了动人心魄的三学士事件。

原来，该年二月，皇太极派出由后金大臣率领并有蒙古上层首领人物参加，以数百人组成的异乎寻常的庞大使团前往朝鲜。该使团携带两份以满洲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和蒙古四十九贝勒名义的致朝鲜国王之书。书中通报说，现众大臣已会同集议，共举大汗称皇帝，王应“亲来称贺”，“劝进尊号”。并应立即背弃“历数将尽”的明朝，以转事“满洲国皇帝”。“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1]。当朝鲜君臣得悉皇太极准备称帝及使团所携二书中要求朝鲜背弃明朝而向后金称臣的内容后，举国愤慨。国王朝会群臣时，大臣们纷纷谴责这一举动。他们慷慨陈词，指出朝鲜同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是“列圣相承，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不可改变。而后金此举实为“窃伪号”[2]的不义行为，“于天朝（指明朝）有新犯叛逆之罪”，必须严加拒绝。甚至提出斩来使以上奏明廷[3]。国王于是下令：拒见来使、拒受来书。后金使者忿然徒劳而返。

皇太极对使团被拒十分恼怒，遂于称帝后，便亲自出马致书朝鲜国王，严责其不通权达变，乃强加其罪名是“听书生之言，败和好之谊，以起兵端”。并威逼其就范说，“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将“举大兵以临尔境”[4]。仍然被拒绝。皇太极乃于当年十二月，亲自率领八旗兵征伐朝鲜。朝鲜虽然举国奋起，各路出击抵抗，然终不敌攻势凶猛的八旗军，而节节潰败。第二年正月下旬，朝鲜被迫同清签订屈辱和约，并向清交出坚决主张忠明抗清的三位文臣：司宪府掌令洪翼汉、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三人，世称三学士。

三学士先后落入敌手后，凛然不屈，拒绝了清人的诱降。当清兵撤回时，乃被挟至沈阳。他们面对清人的一再威胁利诱毫无所动。不论在囚所里、在清廷之上，面对劝降者、皇太极及众大臣，侃侃而言。义正词严地指斥清叛逆明朝、征伐朝鲜之非礼悖义，表示了宁死不屈的坚定态度。清廷招降失败，乃以“倡议袒明，败盟构兵”[5]之罪名，于三月初五日及四月十九日（3月30日及5月13日）先后将其杀害。三学士喋血沈阳，多少年来一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留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三学士之就义，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们面对强敌，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没有丝毫软弱与奴颜婢膝，坚决与之斗争。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当国王被侵略者所逼仍不愿交出所谓“首谋败盟之臣”，即忠明抗清的爱国者，极力请求矜恕，而清人坚持不许，处于危险的僵局之时。他们主动承担责任，挺身而出，为国赴难。其于生死关头，毫无惧色。洪翼汉说：此去“虽万被诛戮，实为甘心。血一衅鼓，魂去飞天，归游故国，快哉快哉！”[6]尹集说：“当此之时，苟有利于国家，纵万死而无惜。”吴达济说：“臣为国就死，少无所恨。”[7]

三学士之就义，更使人们看到了坚持正义，为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当年在朝鲜君臣的反清思想中，其核心是捍卫与明朝早已形成的特殊友好关系，即崇明、拥明的“事大”思想。这是由他们衷心认可并坚奉不移的义理，即所谓春秋大义所决定的。他们坚持尊王攘夷，严明夷夏之防。他们认为明朝是天朝大国，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8]必须全力维护。尊周事大即是真理，是“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所以，他们“以不背中朝（谓中央王朝，指明朝）为第一义”。以“臣事中朝”为“礼之当然”[9]。这是举国共识。于是认准真理，即坚决捍卫，生死以之，无怨无悔。三学士正是为坚持真理、捍卫大义而死，表现了一个伟大民族不可侮的崇高风范。

三学士之就义，反映了历史上朝鲜民族崇尚礼义、尊重历史、不忘人德的伟大品格。朝鲜之所以坚决拒绝清廷背叛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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