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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