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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