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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