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神道设教，作为礼乐刑政的一种补充，但并不是圣人的主观虚构，用章学诚的话，是“一本天理之自然。”至于谶讳术，包括易纬，是“托之诡异妖祥”，则是愚弄天下的一种手段。
章学诚反对后人模拟《易》的作品，说：“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这些作品没有新的内容，其中所说的理与数，从根本上说，都超不过《周易》的思想，不过变其象数法式。扬雄的《太玄》及所谓司马光的《潜虚》一类拟《易》的作品，都不值得称道。扬雄的《太玄》是“不知而作”，所谓司马光作的《潜虚》，是“贤者之多事。”
章学诚反对谶纬之作，也批评了拟《易》之作，其用意在恢复古代六经的原貌。他说：
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12]
这就是说，六经是古代先王经世之作，因此，后人包括孔子都是述而不作。模拟《易》的作品，不能达先圣之用意。章学诚打着复古学旗帜，为他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张本。
总之，章学诚的易学是他的学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的学术的理论基础。关于道不离器，道在天下事物中的论述，是为他提倡经世之学，更革史学的主张提供哲理的依据。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历史、史学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史学史上，相当引人注目。
一、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论说他对历史的见解。
世界上万事万物中有“道”，道并不因为有了人才存在，道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人类出现、社会的形成，是道的体现。他有一段较长的阐释，说：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人之初生，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③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也，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13]
这两段话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诸端：一，未有人，道已存在。二、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就是说，道支配、决定万事万物，并不是万事万物的表现，即“当然。”三、人类产生与社会法制治理，道体现在其中，人们能看到的是道的表现，而不是道之本身，即“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四、先王、后王的法制不同以及各个时代法制的趋于完善和变化，是理势之自然；不是某个圣人超过前王，“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只不过是圣王能看到这一层，“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
章学诚说明人类的社会产生与变化是一种不得不然。他说：
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起者也。[14]
所谓“三人”，也就是人的群体，群体的扩大发展，而后不得不产生等级区划，观念、制度不得已随之出现。章学诚在这里用“三人同居一室”理论，说明社会出现。他在同篇还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说：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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