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章学诚具体的设想，这里难以一一评述，但我们可以体察的是，他是以易学通变思想，融汇圆神、方智精神为一，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批评，一直纠缠在无限多史体史例的诉讼之中；中国史家的正统思想、宗经崇圣观念，也在所谓的史体史例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如果联系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理解，阐发出来的史学通变思想，具有史学革新的意义。

三、提倡史学通识，史学求通，重在求一以贯之的史“义”。

《文史通义》的《释通》开篇说：“《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章学诚通过对《易》之《同人》卦的彖辞阐发，提出他对通识见解。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章学诚倡史学通识的用心，意在纠学风之弊，复古人治学求义之精神。“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20]通史之“通”，不在于形式上的贯通，而在于有史家“一家之言”、“独断之学”贯穿史书之中。自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撰成《史记》，到郑樵别识心裁，成其独断之学而写就的《通志》，都是史学通识的体现。他表彰郑樵的《通志》，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21]

史学通识关系史学的兴衰，他检讨唐代史学衰败的缘由。说“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22]史学的变化发人深思。章氏倡通识与他学术求道的思想相联系。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他在《答客问上》篇中再一次说：

嗟呼，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

求义、求道，成一家独断之学，是章实斋提倡史学通识的用心，也是章氏著述之大旨，近人刘咸ｘī＠④在《识语》一文中，说《释通》篇“乃先生学说之大本，”也是这个意思。

四、提倡经世史学。

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文史通义》开篇说到《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此论，意在说明史学根本要义在经世。虽然，前人有过经史同源论，王阳明有“五经皆史”说，但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既不是从文献角度说的，也不是由心学的观点发论，他是说明学术在经世。《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易》在《六经》有其特殊意义。章学诚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之先矣。”章学诚说《易》“其教盖包政教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之先”[23]指明了《易》在六经中的特殊地位。由此，他说明了《易》为先王经世之书。一是，易与悬象设教、治历授时一样，是明道。二是，《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加，能“以前民用，”三是，学业将以经世，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易》更能体现这一点。[24]总之，学术经世，《易》由于在《六经》有其特殊地位，因此，章学诚由对《易》的理解，更深入地说明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必须经世的道理。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１。

[2]《文史通义》卷１《易教上》，下引同书内容，仅注篇名。

[3]《日知录》卷１《三易》。

[4]《易教上》。

[5]《易教中》。

[6]《易教中》。

[7]以上所引见《易教下》。

[8]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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