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分析过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与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S页。】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逐渐摆脱了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里显示出它的现实性。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l页】。当人类还处在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时，他们主要的还是从个体的、集团的、政党的、阶级的立场上来评判历史的价值。当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时，当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时，反映这种新形势的历史学将包含了更多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有关历史价值认识的普遍性、永恒性问题，是一个较复杂的课题，应有专门的研究。上述文字，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研究这个问题，尤其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时，更不能不回答这些问题。否则，我们的批评就难以击中要害，而且也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一些观点看得太简单、太浮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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