棵大树上的一些叶子，作为大树主干的“科学的历史编纂”，还是岿然屹立的。如果说历史学的叶子无法离开美、也不应该拒斥美的话，那么，本书中，我们看到， 汪先生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不但没有排斥它的合理主张，而且还积极地主张着史学的著述之美。他说：“惟史蕴诗心，始称佳史”（第200页）。对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汪先生既醉心于其“笔走龙蛇的雄浑气势”，更反复称赞它文笔恣肆，善于叙事。这些，不是与后现代主义可相视一笑吗？
本书导言及论述钱锺书的部分大量涉及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既维护了史学的本体地位，又没有深闭固拒，流于极端，不禁让人去与村学腐儒的冥顽固陋相对照。
汪先生是从“真与美结合”的角度使用“史蕴诗心”命题的。这一命题的虚无主义指向，即历史著作无法摆脱艺术性的叙述方式，因而必然无法完全再现历史真实的意涵， 汪先生不予认同。史蕴诗心，诗含史笔，二者有交叉。但是，诗所含之史笔，主要不在事实（fact），而在真实(reality)层面。反之，史所蕴之诗心，却往往在事实层面，不在真实层面。对此， 汪先生认为，只要遵守钱锺书所说的“史必征实”原则，即使史家尽情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拟作“历史现场”，也决非杜撰，“虽具文学兴味而不失实”（第213页）。我以为， 汪先生这一观点，足以破解所谓“史学无法离开文学，因而不真实”的指责。
说到后现代史学，不能不提到海登·怀特的名著“Metahistory”。这个词的流行译法是“元史学”或“元史”。 汪先生则译作“后设历史学”（第205页）。我认为 汪先生的译法更贴切。因为， “元”是开始、居首的意思，而怀特的立意，乃是“设”于“文本背后”的史学。这种史学，怀特归纳为几个诗学模式。其中一个，叫做contextualism，一般译作情境论或语境论，而 汪先生译作“上下文的”（第207页），让人有脱掉西服、换上便装的亲切感。
早在1976年， 汪先生就发表文章专门介绍法国年鉴派史学，由此而成为第一位用中文介绍这一世界著名史学流派的作者。但是，他始终不赞成将此派称作“年鉴学派”，坚持音译为“安娜学派”。因为，“年鉴”只是该派学报的简称，而“年鉴”式的史学撰述，正是此派“不屑一顾”的。惟有“安娜学派”之“雅名”，才能“充实其实质内涵”（第66页）。此外，颇为时髦的Hermeneutic， 汪先生主张采用钱锺书所使用的“阐释”，不用“诠释”（第186页）。这些，都值得学界重视。
不过，笔者以为，安娜学派的贡献，主要在研究对象的改变与范围的拓展上。具体说，就是改“由上向下看的史学”而为“从下向上看的史学”，将史学对象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下移到经济、社会、文化；将对角色的关注，转移到舞台及背景。但在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建树不多。该派史家的特长，也多以功力见长，而短于思想。所以，有人指责他们构建的是“没有人的历史”，是专注于“结构的强制性”的“决定论”（第72页）。反之，西方固守实证主义原则的史学家，往往利用安娜学派来对抗后现代主义。 汪先生指出了该派史家忽视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不足，似还可作进一步的剖析。
中国学人评议
对汤因比和钱穆，作者评价不高。特别是对钱穆，多有批评。众所周知，有两部名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作，一部出自梁启超，一部出自钱穆。直到今天，我国学者论清初以来的学术流变，尚难脱离二书的架构。不过，在 汪先生看来，钱书的优点，亦不过与梁启超大同小异，而缺点，则远在梁氏之上。这里，我们隐然可以感受到 汪先生与钱穆弟子余英时在学术向路上的对峙。
对清代史学思想家章学诚， 汪先生也大唱反调，认为章氏是一位忠实的儒者，并未摆脱传统儒家史观的藩篱。章氏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也绝无抑经、代经、抗经之意。许多现代学者一味推重章学诚的创辟与进步，甚至超越时代，却忽略了章氏诚强烈的卫道色彩。其实，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并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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