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律篇到底有多少，九章律在汉代法律体系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地位，如何看待《晋书·刑法志》记载的“傍章”、《朝律》和《越宫律》，以及传世文献中那些不见于九章的律篇名？这些问题是汉代法制史乃至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基本命题，是关系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构造的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材料的匮乏，这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张家山汉简出土以后，由于《二年律令》所出二十七种律除七种是九章律篇外，其余二十种均在九章之外，如何解释这二十七种律与九章律的关系，如何理解汉律的构造，这些问题展现在研究者面前。《二年律令》既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同时它丰富的内容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一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汉初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拟定汉律，奠定了汉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最早系统记述汉代法制史的《汉书·刑法志》载其事曰：“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萧何“作律九章”的说法也见诸其他文献。（注：《汉书·叙传下》：“汉章九法，太宗改作，轻重之差，世有定籍。”《后汉书·崔駰列传附孙寔》引崔寔《政论》：“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北堂书钞》卷45引《风俗通》：“《皋陶谟》虞始造律，萧何成九章，此关百王不易之道。”此外，萧何作律九章说还可见《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隋书·经籍志·刑法篇》等。） 自魏明帝制魏律十八篇起，历代王朝的法典一经确立，律篇就是固定的。汉律是否也是如此呢？汉律九章的篇章数是否一直保持到魏律出台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首先源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晋书·刑法志》追述战国秦汉至三国魏的法制发展史说：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
    据此，汉律的律篇应该是萧何所定九章，加上叔孙通所作“傍章”十八篇以及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共计六十篇。对于“傍章”的性质，学界以往多认为是叔孙通所定礼仪，（注：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律名考》“傍章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8页。） 最近因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一些学者对这一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对此，笔者将在下文相关部分专门论及。除《晋书·刑法志》外，《魏书·刑罚志》也说汉律篇不止九章：“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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