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高度集权的统一王朝形成并得以巩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成就了“万里长城”的工程。秦汉长城的修建，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军事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从生态史的角度考察秦汉长城的规划、施工，以及秦汉长城的作用，也会获得有价值的发现。

长城：生态区的分界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经济区的划分，曾经指出“碣石、龙门”一线是标定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以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其实，秦汉时期“龙门、碣石”一线与长城线在相当长的区段相互重合。事实上，也可以说，秦汉长城是划分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界线。
　　确如有的学者所说，“农区和牧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其界线在我国历史上已有多次变动。”对于划分农区和牧区分界的指标，意见有所不同。有的学者主张“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等值线为界”，又有幅度为降水量400毫米保证率20-50％的地区作为过渡带。有的学者提出，在有的地区农牧气候分界值应以年降水量450±30毫米作为主要指标。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不同地区应当以春季≥8级大风日数为主导指标，年湿润度0.3为辅助指标；或以农业气候积温1500℃为主导指标，一月平均气温-30℃为辅助指标。有的学者则以年湿润度0.6线及日平均气温≥0℃的积温3000℃等值线作为划分界线。[1]尽管指标有所不同，但是所划定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当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农区和牧区分界进行考察时，或许以年降水量为主要指标较为可行。
　　王毓瑚先生曾经指出，战国至于西汉时期，“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长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为种植区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带。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2]这样的分析，是符合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的。
　　对于长城以外地区的生态形势，《汉书·地理志下》关于河西地区的如下文字可以看作具有典型性的描述：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艸宜畜牧，故涼州之畜为天下饶。

显然，这一地区对于畜牧业的发展，有相对适宜的生态条件。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塞外“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匈奴等游牧族，即基本经营单一的畜牧业，“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騨騱。”
　　汉代西北边地因特殊的植被条件，或称“流沙”[3]，或称“沙漠”[4]，或称“沙幕”[5]，或称“积沙之地”[6]。《盐铁论·轻重》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汉书·匈奴传下》也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汉书·霍去病传》写道，汉军与匈奴作战，曾经遇到“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的情形。当地局部地方的沙尘暴显然频繁发生。敦煌汉简于是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2253）的简文。《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记述蔡文姬故事，引录其诗，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句。传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烟尘蔽野”以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风浩浩兮暗塞昏营”等辞句，也形象地记述了当地的自然景观。
　　由于气温分布特征和热量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塞外生态条件也不适宜发展农耕。这些地区冬季在蒙古高压控制下，寒潮侵袭频繁猛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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