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22]

以水利灌溉为条件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令“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率六十万人戍田之”。[23]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即此次北边经济开发事业的文字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测所，内中多积有粪肥[24]，说明当时所谓“务粪泽”[25]的农田施肥技术已经推广至于北边地区。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以九月旦始运粪”[26]。居延汉简又可见所谓“代田仓”[27]，许多学者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当时已经在北边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反映庄园经济的壁画如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果林图、畜牧图、网渔图、谷仓图、酿造图等，也体现出当地农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的发展水平[28]。
　　除了来自内地的移民之外，戍守长城的军人往往也同时进行农耕生产。这就是《盐铁论·和亲》所谓“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
　　秦汉时代在北边长城地区的大规模屯垦，导致了当地生态条件的变化。
　　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北边长城地区原本草木茂盛，禽兽繁衍，匈奴以此为主要生存基地，看作“园囿”一般。秦汉经营北边，动员军屯与民屯，移民规模有时一次就数以十万计，一时“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起初当地水土保持条件远较现今为好，山泉流量也很可观，因而司马迁曾经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述，新垦区“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然而过度的开发，可以导致原有生态条件的破坏，如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出现的汉代垦区后来衰落乃至废弃后，“逐渐沙化，而且愈往后风沙危害愈严重。”东汉初年，北边屯垦形势曾有反复，但是不久又出现城郭丘墟大多废毁的情形。有的学者经过对朔方郡垦区遗址的实地考察后指出，“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终于全部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现在这一带地方，已经完全是一片荒漠景象”，“绝大部分地区都已为流动的以及固定或半固定沙丘所覆盖。”个别地方，“沙山之高竟达50米左右。”[29]
　　史念海先生曾经分析说，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二十多个，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时的县址，有一处今天已经在沙漠之中，有七处已经接近沙漠。“应当有理由说，在西汉初在这里设县时，还没有库布齐沙漠。至于毛乌素沙漠，暂置其南部不论，其北部若乌审旗和伊金霍旗在当时也应该是没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积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体的原因，但是至少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也是一个促进的因素。除了可以防风防沙的森林被破坏，沙漠于是可以因风扩展而外，草原也有减低风蚀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30]
　　有的学者认为，过度的开垦，甚至也可以导致自然灾害的逐渐增加。“秦汉时期，由于大批的士兵、农民移入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开垦，在一定范围内破坏了原始植被自然灾害增加，这个时期全内蒙古旱灾增加到27次，其中鄂尔多斯地区就有5次。[31]
　　对于河西居延边塞戍守和屯田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学者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古代弱水沿岸有良好的森林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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