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明代隆庆初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陆续调集一些浙江士兵，北上戍卫蓟镇长城，时称南兵。南兵北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理现象。本文即主要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地理因素。指出浙江地区自上古以来的武勇风尚，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因缘；浙江士兵远远高出于原有北边戍卒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是征调他们北上的主要原因，而在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中，善于使用鸟铳等火器，起着尤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地狭人众的生存压力，则是浙江人乐于应募从军的内在动因。

　　关键词 长城 边防 历史军事地理 明代 戚继光

　　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南北一大界限，所谓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划分。自古及今，南方与北方，风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别。古人云“橘逾淮而北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这两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种差异。草木尚且如此，人类对于环境的感应，自然更加敏锐。所以，历史上南人北迁，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许多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明隆庆初年，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负责京师北部边防。上任伊始，即由蓟辽总督谭纶出面，上疏请求征调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蓟州镇，得到朝廷允准[2]。后来在戚继光任上，又陆续调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蓟镇长城[3]。这些来自浙江的士兵，省称浙兵，又称南兵[4]。
　　北方边塞地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特别是蓟镇所在的“燕、赵之地，士马强悍，渔阳战卒，自古称雄”[5]，而“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6]。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卫北边长城，显然违背这种通识。所以，当时颇具经世才识的学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说：“从古未闻假南兵捍北敌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陆也。”[7]南人北上，本来不宜适应，由东南沿海的浙江，迁移到明朝极北的边塞，山川气候，风物饮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适，本来就会影响战斗力，那么，朝廷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调集这些南人北上呢？对此，当时人即已颇感困惑：
　　夫燕、赵之人，素号骁健。昔人用之，北据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8]？
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万之际一些深层的地域差别。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况。民国二十七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时，在洮州、河州、西宁诸地，采访到大量习俗和家谱、口碑资料，反映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南京纻丝巷等长江下游两岸地区[9]。其实，在明代初年，北方边地曾比较普遍地驻有南方士兵，并不仅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宁等地。明初北边卫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从征北边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确记载，洪武时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地，俱“参用南北军士”[11]。这种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间，故军中士卒多来自这一地带，其留驻于新征辟地区，是基于历史因缘，不得不如此。
　　除一部分留驻从征南兵外，史籍记载，洪武时沿边诸卫的常驻军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12]，显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员为主。不过明代卫所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类，沿边诸卫也不例外。“土著兵”应当主要是指元朝旧有边地军户，属于“归附”者。“有罪谪戍者”即“谪发”，是指因各种罪过发配充军的人。“从征”者是指明初参与征伐北方边地的军士，前文已有叙述。此外尚有“垛集”一类，乃不论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13]。垛集时“大县至数千名，多至百馀卫、数千里之远者”；而谪发时“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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