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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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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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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尽习。即主将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唯此辈与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将昔在吾土，所以练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钱粮如何得实惠；号令如何可信，战阵如何万全，赏如何而明，罚如何而严。人心转换，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条约告示加十倍矣[64]！
身教之外，再加以言传，使得北边戍卒很快接受了军纪观念，听命于戚继光的号令约束。
戚继光说兵卒为目不知书的愚人，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其实不同地域的士兵，其文化素质，还是有所差别的。与北地戍卒相比，浙兵容易接受军纪军规亦即“条约告示”的约束，与其文化素质较高，从而易于理解上司意图也具有很大关系。戚继光对比两地士兵文化素质的差距说：
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习，信而畏之。此间（案指蓟镇）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复有自己敕谕，不曾记得一字。如练兵条约，连坐保结，节制甚明，其戍边之吏士不识字者，固非得已，识字者且效白丁之习[65]。
差别如此明显，以治理南兵的办法来约束北方的士卒，骤然行之，既不可行，也不敢行，难怪戚继光需要借用南兵作为整顿部伍的阶梯了[66]。 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从浙江调集而来的南兵，属于召募性质。而浙兵能够积极响应召募，也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具有很大关系。明代隆庆、万历间人于慎行，说当时天下人口，以江浙为最密[67]。地狭人众，生计艰难，便容易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地，寻求出路：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68]。
其中会稽外移人口占全国游移人口总数比例之高，时人形容竟至“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的程度[69]。于慎行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于慎行还明确指出，由于生计艰难，使得浙江人在全国最容易迁徙，若是召募人来开发京东农田水利，“越人之徙燕者，十人而九” [70]。谭纶和戚继光向朝廷请求召募并调入浙兵时，非常自信地说，假如朝廷同意，他们计划马上招徕一万两千人，这些浙人“召之可立至”[71]，就是因为浙人本来即普遍有外出谋生的习惯，不存在安土重迁的障碍[72]。
如前所述，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用以培训原有北地戍卒。按照原定计划，在训练完成之后，这些浙兵应当遣散返回原籍[73]。最初提出调集南兵时，就有人担心这些来自南方的士兵，“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即作战时派不上用场，遣散时又滞留不去。针对这种疑虑，谭纶在拟议调兵时就提出：“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遗。”[74]谭纶估计有一半南兵，愿意留在边地垦殖荒地。当时有一些人倡议在京东地区开垦水田，时人称之为“西北水利”，而垦殖水田，迫切需要招徕具有水田种植经验的南方农民，于是人们纷纷想到了蓟镇这些需要遣散的南兵。譬如于慎行讲到：
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75]。
大力倡导西北水利的徐贞明，更与一些官员做过具体筹划：
予曩上疏报罢，大司马谭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历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开府寓书于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唯开府是用。盖往时南人在塞上者少，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其方行募而未收，与募退而不愿还者，皆可驱之为农，即数千人顷刻而集也[76]。
调集南兵之前人们的顾虑，谭纶留居当地实边恳田的筹划，以及于慎行、徐贞明召募遣散南兵开垦水田的主张，凡此均说明迁徙到外地以谋取衣食，是浙人求取生存的一种比较普遍的需要和趋向。他们不仅愿意从军北上，而且只要生存条件允许，还愿意定居到包括北方在内的外地。应募从军北戍，不过是其大量外迁人口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五、结语
隆庆以前，蓟门镇的边防，遇袭即屡屡溃败。戚继光履任后，局面顿然为之一改，史称：
自庚戌俺达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无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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