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营造对于区域生态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建造史上的重要时期。
　　秦长城虽然利用了战国长城的基础，但是许多地段已经再向外拓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当时那里还是多半未经开发的荒芜之地”。长城的修建，对于“开发边区，发展农牧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15]
　　班彪曾经沿长城而行，作《北征赋》，其中写道：“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彊秦乎筑怨。”张衡《东京赋》以所谓“人力殚”记述秦始皇征用民力过度，薛综注：“天下之力，尽于长城……。”[16]也指出长城工程曾经迫使众多役人远至塞上艰苦劳作。伴随长城工程，又往往有大批移民北上实边。秦始皇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有关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益发谪徙边。……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贾谊《过秦论》于是写道：“（秦王）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汉文帝曾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徒塞下。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募民徒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前 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元狩五年（前 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7]此后，又不断向河西等地移民。《汉书·地理志下》说：“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内地移民基于本身的生产生活行为惯性，很自然地将中原传统的农耕经营方式带到了长城沿线，从而可能改变当地原有的生态条件。虽然畜牧易以致富[18]，政府也有对于畜牧业发展给予指导、保护和资金帮助的政策[19]，但是畜牧业经营除投入成本昂贵外，又难以在当年见效。于是长城移民的选择，可能仍然以农耕为重。
　　而执政者的长城规划，其实也是考虑到在长城地区发展农耕业的。正如前引王毓瑚先生所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曾经说到当时“募民徒边”，在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建设农耕生产基地的措施：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推广源生于中原地区的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文化，看来确实成为北边移民基本的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内地农民来到长城沿线，“作有所用”，“种树畜长”，于是改变了当地所谓“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情形，打破了“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壄，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传统经济形式。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特殊的生态条件下形成了新的经济生活的秩序。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价常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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