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综合素养而言， 汪先生最推崇的，是钱锺书。或许正是受了钱锺书的影响，书中对陈寅恪的“以史证史”方法，有所批评（第200页）。这对一位陈寅恪研究专家来说，大概不会感到轻松吧！不过， 汪先生对“隐秀”的阐释，我觉得还有商讨的余地。 汪先生的阐释，集中在表述手法、文笔技巧上。我觉得，这个词主要是指主旨与形式的关系。“隐”是主旨，不能直言说透；“秀”是形式，要有美感和个性。所以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说：“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可见隐秀的意思，是说内容与形式、主题与表现应该有机统一，恰好好处。而刘知几所说的“显晦”，则主要是指表现手法，没有涉及文本的主旨与内容。这一点， 汪先生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辨析（第170页）。 

从近代史学史的角度看， 汪先生最推崇章太炎。他说，不应仅仅把太炎当作当旧学的殿军，更应看作新学的开山，如此才能看清章氏的价值（第123页）。为此， 汪先生给章太炎做了与梁启超并驾齐驱的“中国现代史学先驱”的定位。但是， 汪先生论述太炎与现代史学关系的三个连接点（历史发展、现代信史以及民族主义史学观点），我感觉既非现代史学所独有，也非章氏所能独占。而且，结论部分说章氏仍是传统式的通儒、现代史学史应有他的一席之地云云，也与“开山”、“先驱”的定位有所抵牾。其实，无论从史学著作的数量，还是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在史学史上发挥的作用来看，章都无法与梁启超相比。当然，他在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是毫无疑义的。 

汪先生对传统史学充满感情，毫不客气批评西方学者的误读、曲解，很有说服力。不过，个别论断，似还可进一步明晰。例如他说，儒家与极权专制并不协调，主宰不了帝制，更主宰不了史学（第89页），但又说，中国传统史观“大致以儒家价值为本，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服务”（第110页）。两者的关系，还可申论。 

“九章”一词，在中文中有特定涵义。我想，汪先生采此书名，虽源自章节安排，大概也不无隐含吧！《史学九章》，研几探微，穷理析义，堪称华好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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