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几段，不禁使我们想起《庄子?天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等篇章中对古代学术诸家之学的长短议论。萧氏的观点，实与继宋、齐之后的梁代（梁武帝）朝廷崇佛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梁武帝本是一位国学素养很高而且涉猎很广的学者型皇帝。但是，就是这样深谙传统学术并对其大加兴复的人，却是在晚年好起佛来。这既反映了佛学在其时的传播之盛，同时也和梁武帝的精神追求和个人喜好有关。普通五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义，迄于乙卯。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

《南史?梁帝纪中》在记梁武帝晚年信佛后在生活态度上的变化时说：“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糲饭而已。或遇事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衆，常万馀人。身衣布衣，木绵皁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

《南史?梁本纪中》在评论梁武帝于儒佛间的取向转变以及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时又说：

“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籙，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还有道教，道教起自东汉后期，无论是张陵所创、子张衡、孙张鲁所传的五斗米道，还是张角所创的太平道，都与黄老道家思想有所联系，更与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之说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在民间广为流传。当其与下层民众反抗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往往成为统治集团的打压对象。不过，魏晋时期士人追求长生不老和成仙的风气，对道教的传播和学术化，起到推波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道教人物又开始对其整合改造，北有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造，南有陆修静和陶弘景对五斗米道的改造。前者主要是援儒入道，“儒道兼修”，将儒家思想与道教理论相结合；后者则更加上佛教的思想，来充实道教。

四、结语

南朝时期学术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隋以后的学术走向，诚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所关注的那样，“学术随世运为转移”，天下归于统一，学术也归于统一。然而学术也有“不尽随世运为转移者”，这就是，经典学术并没有随着“天下统一”而“南并于北”，而是“北学反并于南” 。这也许是皮氏看轻南学而认为不该如此的。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所呈现的学术文化多样性以及就经学本身来说，总是与现实的王权政治密切相关，而无论经学怎样地衰微，怎样地远离传统的样式，远离传统的诠释方法和理论，因为其为官学，所以就始终不会断绝，又因为其所生成的政治与社会的土壤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经学总能在社会变迁和动荡之后全面恢复其官学的地位，伴随着政治的统一而实现经学的统一。这是经学的原生性和经典性所决定的。即使在社会变迁和动荡的时候，经学也不失其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性，传统的经典早已成为王权政治的依据来源之所在，这又是王权政治的历史所决定的，似乎现实政治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传统的经典中、在经学诠释中找到答案。

经学的发生以及传统经典的早期诠释史都早已表明，其与政治的关系就在于如何论证统一王权政治的合理性，这是孔子及其弟子，还有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人物的事业之所在。后来，当汉武帝和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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