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传》1卷，记北疆的8个政权。其中，室韦、靺鞨、乌罗浑等，与《唐会要》卷96、99相关所记，互有详略。其记室韦，也有“又云”的大段文字。铁勒、契丹、奚、霫等，事与《唐会要》的记载同出一源，而各自取舍互有详略。在叙契丹与唐的和、战关系当中，自贞元四年下有“与奚众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的记述。《唐会要》卷96《契丹》同样有“至贞元四年，复犯我北鄙”的文字，当为《德宗实录》中的载笔。

总归起来，《旧唐书》列传记周边政权沿革，也不止是采用“实录、国史旧本”。而《通典》、两《会要》以及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也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如今再来谈论《旧唐书》列传部分的史料来源，不论是人物传记，还是周边政权，都不应再囿于某一、两种传统的说法，而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用更多的例证来加以论列。

《旧唐书》本纪的史料来源，大致如赵翼所说，“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但是，内中也有诸多需加辨析之处。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此一取材情况造成的编纂特点。限于篇幅，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的分别考察，应当得出的结论是：

一、赵翼关于《旧唐书》取材的说法，大体符合代宗以前帝纪、人物传的情况。

二、“十一志”中，除《历志》采用国史旧本、《地理志》存疑外，其余九志不分前后期，基本取自《经籍志》“所无”的“记礼法之沿革”的专门撰述。

三、关于周边政权的各传，则兼采“实录、国史旧本”和记边防、地理沿革之专书。

四、宪宗以后的帝纪未必采用实录旧本，代宗以后的人物传则多取家状、文集和杂史。

[1]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第312页，中华书局1963年新1版。

[2] 《廿二史札记》卷17“新书增旧书处”、卷16“新唐书”，第323、329页。

[3]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98页，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新1版。

[4] 《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5]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

[6] 《册府元龟》卷559“国史部·论议一”。《旧五代史》卷78《晋书·高祖纪四》。

[7] 《旧唐书》卷177《刘瑑传》。卷50《刑法志》载：大中五年，刘瑑等人“奉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六十四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同卷又有大中七年张戣所进《大中刑法统类》十二卷。卷18下《宣宗纪》刘瑑所奏，名《大中刑法统类》。今从《刘瑑传》，以其所撰为《大中统类》。

[8] 《旧唐书》卷157《王彦威传》。

[9] 《旧唐书》卷102《韦述传》。

[10]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一九》引《崇文总目》。

[11] 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4《编年类》。

[12] 《旧唐书》卷157《王彥威传》。

[13] 《新唐书》卷11《礼乐志一》。

[14] 《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第7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15] 详见《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16] 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之一，《全唐文》卷547。

[17] 《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

[18] 《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19]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20] 《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

[21] 《唐会要》卷80《杂录》。

[22] 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赠太尉董公行状》篇题注，第33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23] 《资治通鉴》卷233《唐纪》49德宗贞元五年二月《考异》。

[24] 《资治通鉴》卷241《唐纪》57宪宗元和十五年十月《考异》。

[25] 《陈寅恪读史札记》，第197页，上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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