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种种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旧唐书》列传中的人物事迹取材广泛，绝不仅仅限于“实录、国史旧本”，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本纪、列传是否提到，凡武宗以前的撰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人物传记的史料来源。

列传中45个周边政权的史源问题，与人物传记的情况又不相同，依次略加考索。

《突厥传》1卷，分上、下篇，编排、文字与《通典·边防》所记突厥同。具体来讲，上篇记东突厥，自“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以下，依次叙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什钵苾、思摩、突厥别部车鼻、骨咄禄、默啜、毗伽可汗，至玄宗开元十三年起居舍人吕向上疏，纳其言而“竟不许其和亲”，与《通典·边防》十三、十四《突厥上》、《突厥中》的两卷记述全同。只是本传上篇最末的两段文字，即“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禄啜来朝”以下，以及登利可汗之事，为《通典》所无。下篇记西突厥，则与《通典·边防》十五《突厥》下全同。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二者都直接录自韦述《唐书·突厥传》，二是后晋史官转录于《通典》。总之，两书的记载如此雷同，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回纥传》1卷，史源待考。仅从其记述内容偏重于与唐的和、战关系看，似当源于中后期的实录。

《吐蕃传》1卷，分上、下篇，基本源自国史、实录。就总体轮廓和文字叙述看，大抵与《唐会要》据97《吐蕃》同，但较《唐会要》所记为详。传末“史臣曰”多次出现“我”字，显然是唐代史官口气。上篇自贞观至永泰初，在天宝十四载之后有一段追述陇右沿革的文字，当叙至肃宗时的变动时，这样写道：“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这当然是唐代史官的文笔。上篇止于永泰元年，似录自韦述《唐书·吐蕃传》，因而断至代宗。下篇起永泰二年，至宣宗大中三年。其中，仅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至其年“九月，韦皋大破吐蕃于维州”，与《唐会要》所记全同。其余记事，虽与《唐会要》相类，但更加详细，当另有所本。但大历八年、贞元六年、元和十三年叙事当中，多处出现“我”字，诸如“蹂践我禾稼而去”，“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吐蕃围我宥州、凤翔”等等，自然也是唐代史官的手笔。此时已无国史可采，故当源自代宗以后诸帝实录。

《南蛮西南蛮传》1卷，记沿边15个政权。其中，盘盘、真腊、堕婆登、东谢蛮、西赵蛮、牂牱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等10个政权，叙事与《唐会要》卷98、99、100所记相关政权同。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旧唐书》，还是《唐会要》，在南诏事中，于大和三年都有这样一段文字：“杜元颖镇四川，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南蛮乘我无备，大举诸部入寇。”这应当是唐代史官的语气，显然两书同出一源，或是本传照录《续会要》有关文字。还有一值得提起注意的情况，即列传中西赵蛮、南平獠、堕婆登等，又与《通典》所记同。

《西戎传》1卷，记周边的14个政权。其中，泥婆罗、党项羌、天竺、罽宾、康国、波斯、拂菻、大食，与《唐会要》卷98、99、100所记相关内容同，只是相互稍有详略之别，当是同出一源而取舍略异所致。其记高昌，较《唐会要》简略，恰似节录而成。本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末记大食沿革，有“一云隋开皇中”以下一大段文字。有人以其是沿引《唐会要·大食国》末段文字，陈寅恪先生特别指出：《唐会要》这段文字前还有“又案贾眈《四夷述》云”[29]。就是说，《旧唐书·大食传》与《唐会要·大食国》的末段文字，都源自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贾眈于贞元十七年进献其书，在《旧唐书·德宗纪下》、《贾眈传》中都有记载。《贾眈传》记述这位宰相，不重其政绩而专详其“号地理学”的业绩，并以近半的篇幅全文载录了他进献《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的表章。很清楚，后晋史官是见到其书的，因而用以作为记述周边政权的史料来源并不奇怪。由此，似乎可以补充一句：《旧唐书》记周边政权，凡《通典》、《唐会要》所记互异的，如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百济、渤海、靺鞨、日本、室韦等，都有可能参取贾眈书這的相关记载。

《东夷传》1卷，记述东边的5个政权。其中，记新罗与《唐会要》卷95《新罗》永徽元年以下叙事同，稍有详略之别，都止于会昌元年。记日本，多与《唐会要》同，只在篇末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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