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志》1卷，前文已经谈过，后晋诏修《旧唐书》的前二年曾欲纂集《大晋政统》，提到的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即是本志的主要史源。刘瑑《大中统类》起贞观元年，至大中五年，差不多已经是唐代的刑法通志了。本志除了简单追述高祖约法十二条、受禅制五十三条格、武德七年新律，即以太宗即位起详加叙述，迄于大中七年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表明其主要依据就是这两部《统类》。《新唐书·刑法志》较本志为简，当以本志为主参以新志。

总上所考，《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源的，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这在整个两《唐书》研究中，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三

《旧唐书》列传的取材情况，比起“十一志”来更为复杂，历来也没有较系统的考察。虽然探寻起来很是困难，但也还是有不少线索可寻。

全书列传150卷，若以点校本目录为统计依据，其立传者（包括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现就所见，分别考论。

关于人物事迹，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

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

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奉诏参预《唐史》的修撰，玄宗开元中又“参详旧史，撮其指要”，撰成《贞观政要》。我们可以看到，《旧唐书》中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王珪、魏征、虞世南、马周等传，与《贞观政要》卷2《任贤》篇所记此8人的主要事迹，除有繁简之别外，文字全同。其他篇章，也有不少类似情况。这表明，吴兢所参详的“旧史”，正是他曾经参预修撰的《唐史》，只是《贞观政要》“撮其指要”，因而较为简略罢了。由此可以推断：《旧唐书》中房玄龄等8人传记，与《贞观政要》同出一源，即吴兢参预修撰的《唐史》。

此外，人们通常爱举《刘仁轨传》有“史臣韦述曰”，用以证明《旧唐书》沿引“旧史之文”。再深入一步考察，则可以得出三点推论：一是韦述《唐书》是续吴兢等《唐史》而成，因为刘仁轨在高宗、武则天时为相，卒于垂拱元年，吴兢等在长安年间奉诏修《唐史》，自当为刘仁轨立传。而韦述上距刘仁轨卒70余年，对刘仁轨一生事迹发议论，只能在吴兢等所修传记基础上进行。二是《戴胄附戴至德传》也本于韦述，因为《刘仁轨传》后的那段“史臣韦述曰”是将刘仁轨与戴至德作过比较的，而《戴至德传》又是有呼应的，印证着韦述所说“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三是与刘仁轨编在同一卷书中的郝处俊、裴行俭传也应源于韦述《唐书》，因为郝、裴二传是在刘仁轨传“史臣韦述曰”之后，而卷末未署名的“史臣曰”也将刘栾城、裴闻喜、郝甑山并称，与韦述称刘仁轨为刘栾城如出一辙。这种不称名而称爵邑的称谓，只出于本朝尊呼前辈，绝非易代之后史官之词。因此，郝、裴二传亦当源自韦述《唐书》。需要交待一点的是，前面已经叙及《裴行俭传》以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为素材、蓝本，是指原始依据。韦述因之，再补入裴光庭事，撰成史传。后晋史官两相参校，成为今天所见《裴行俭传》。张说碑铭、韦述史传，在这里俱可谓《旧唐书》某些人物传记的史源。

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