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乙丑，有“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一事。《考异》征引了《太宗实录》、《旧唐书·太宗纪》、《单雄信传》和刘餗《小说》。经考证认为，《旧唐书》记载失误，是承袭了刘餗《小说》所致。司马光的这一考证，表明《旧唐书》的确参考过刘餗的《小说》，只不过是参考错了而已。

当然，更有采录杂史原文的诸多例证，后文将作详述，这里仅举一简单的实例。李肇的《国史补》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条，其文为：“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旧唐书·李勉传》记述：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就目前可见唐代杂史，极有可能是直接采录自《国史补》。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取材，绝不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也不应当以其《经籍志》著录的“有无”为判断标准。应该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国史，穆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实录，宣宗以前有关“礼法之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旧唐书》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而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仅仅凭借《旧唐书》才得以程度不同的保存！

在获得了以上的基本认识之后，下面分别对《旧唐书》志、列传的史料来源进行具体考察。

二

自宋以来，历代都以《新唐书》胜于《旧唐书》，再也无人过问《旧唐书》“十一志”的情况。为此，这里多作一点考察，以见新、旧两书各志的优劣。

总的来讲，《旧唐书》各志基本上是代宗以前为详，德宗至武宗渐略，宣宗以下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固然与整个史料来源情况直接相关，但也应看到唐代后期值得载入史册的定制原本就不多。大凡志中涉及到的唐后期的制度，多数都是较为重要的内容。因而，有的志的编纂情况就更应当引起重视了。下面，依次进行考察。

《礼仪志》7卷，主要依据《大唐开元礼》150卷改编，这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应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其编排顺序而言，不是按照吉、宾、军、嘉、凶五礼来叙述的，而是依《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袷禘、五服、縗裳等项分卷记叙的。所以，应该说：记玄宗以前的礼仪，取材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编排主要沿袭《通典·礼》。玄宗以后，取材较为复杂。德宗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13]。整部《旧唐书》虽然有四处提到王泾其人，却无一处点出《大唐郊祀录》其书，《礼仪志》似未采用其书。前文曾经提到，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礼阁新仪》30卷，后晋史官虽然见得到，但《旧唐书》却未涉及，多少有些奇怪。接下来，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彥威《曲台新礼》30卷，“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14]。这显然是继《大唐开元礼》的一部续作。《旧唐书》中，不仅《宪宗纪》、《王彦威传》都记述了《曲台新礼》这部书，而且《王彥威传》通篇都是记其“议礼”生涯的，足以显见后晋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见到其书的。就《礼仪志》本身来看，在叙及穆宗至文宗议礼之事时，多次引录王彦威奏。《志五》记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禘祭，有司请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后袝享太庙，便是因为“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进奏的。尽管博士殷盈孙“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这一记载表明，《曲台新礼》对穆宗以后的礼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旧唐书》纂修者也注意到了。文宗以后的礼仪，主要围绕宗庙、袷禘有过几次争议，集中在《志五》、《志六》，显然是后晋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经过编缀而成。总起来说，《礼仪志》取材主要源自《大唐开元礼》、《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散见的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沿用《通典·礼》。《新唐书》合《旧唐书》的“礼仪”、“音乐”为“礼乐”，其“礼”的部分主要是变换体例，按照“贞观、开元”的“五礼之文”损益。

《音乐志》4卷，有的论者认为，其文字“多本于《通典》”。如果说这是指关于唐代沿革、乐器，指歌、舞及其乐曲，指清乐、四方乐、散乐及坐立部伎等主要内容，是不错的。但这些只是4卷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并不是全部。实际情况应当是这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通典·乐》。具体而言，志文中“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以下，至贞观十四年敕、八八座议定“七庙登歌”的记述，是分见于《通典》卷143《历代制造》、卷147《郊庙不奏乐庙诸室别舞议》，而在今本《唐会要》中则是顺序地排在卷32《雅乐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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