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韩愈《顺宗实录》与《旧唐书》相关列传作以对照。《顺宗实录》中有7篇人传，即卷3的张荐、令狐峘，卷4的张万福、陆贽、阳城，卷5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这些人物传，都是规模完具、首尾齐备的全传。对照《旧唐书》列传中的这几个人物，除了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顺宗实录·张荐传》叙其祖父张文成，只有“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较《旧唐书·张荐传》少400余字。其叙张荐本人，因韩愈只是“著其系于政者”而“削去常事”[16]，故比较《旧唐书》为简。《实录》中的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则与《旧唐书》卷149、152、192的相关各传基本相同，如出一辙，仅文字稍简而已。韦执谊、王叔文、王伾3人同在《旧唐书》卷135，与《实录》中3人传互有详略，虽写法不尽相同，但史实、规模并无差异，只是《实录》叙韦执谊较《旧唐书》多了一点其从祖兄韦夏卿的事。而韦夏卿，《旧唐书》单独有传。
《旧唐书》列传剪裁各帝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卷174《唐河北三受降城》条下，引有一段《唐宪宗实录》原文：
（元和）八年七月辛酉，李光进请修东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其兵于天德故城，李绛、卢坦以为：“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不接。虏忽唐突，是蹙国二百里也。”故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这一大段文字，几乎被完整地迻录于《旧唐书·卢坦传》中。顺便提示一句，今本《唐会要》卷73《三受降城》也记及此事，但稍简，又误作“元和十二年九月”，故知《旧唐书·卢坦传》这一部分内容源于《宪宗实录》。
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其纂集情况更难考察，只能提出一些线索，以备进行深入探寻。
后晋史官在审视唐代基本史料时，已经注意到国史、实录中传记“漏落”的问题。例如，在评述令狐峘所修《玄宗实录》100卷、《代宗实录》40卷时，特别指出：
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令狐）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17]
对于国史、实录中人物传记“漏落”的补救措施，后晋史官在制定总体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监修宰臣赵莹在奏报修史计划中，专有一段关于列传的文字：
隋唐已来，勋书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纪世功，备载简编，以光祖考。……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谍，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18]
由此可知，《旧唐书》传述中唐以后人物，以家谱、功勋状等为主，再综合实录、杂史、小说中相关史事，并参取各家文集，条贯而成。
以家谱、功勋状为基本依据的传记，例证比较明显的，赵翼所指“《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19]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唐以后步入仕途的，宪宗时卒官。正因为肃宗、代宗实录中缺漏人物传记，唐代史官便开始采录家状，以致宪宗之后家状成为史官们的一项重要议论话题。李翱曾专门为行状问题上奏，“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20]。宪宗以撰录行状者“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特降敕旨，“令门下佐史撰录行状，以凭详覆”[21]。韩愈在宪宗时为史官，杜牧在文宗时为史官，都撰录有供后人“详覆”的行状。被方苞誉之为“韩文之最详者”的《赠太尉董公行状》，与《旧唐书·董晋传》一对照，立刻发现后晋史官一定是“取公之行状为之”，“其增补者不一二尔”。这是因为韩愈曾经作过董晋的观察推官，直至董晋卒去，故其“知晋行治甚详”。[22]也是同一缘故，司马光批评韩愈作行状是“扬美盖恶”，因而在《资治通鉴》中只是“略取《行状》”而已。[23]杜牧的《赠礼部尚书崔公行状》也是一长篇，《旧唐书·崔邠附崔郾传》却简略得多，除去“直取穆宗时事文饰以为郾谏辞”[24]外，基本史实相符。韩愈、杜牧这等一流大手笔所撰行状之外，更多的行状送到史馆以后，即由史官与官方有关文献，若实录、时政记、日历以及各项公文等“详覆”。不符者，以这些文献核准。史事不足者，则以官方文献和其他载籍，如杂史、小说等作补充。有重要论议者，再参照其人文集，酌情采录。核以实录，参取文集，前文分别都已举有实例，此处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考察用杂史、小说来补充国史、实中“漏落”人物事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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