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旧唐书》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著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其一、二。《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记录了大和八年李德裕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3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武两朝献替记》，皆“行于世”。《文宗纪下》、《王彦威传》都记有开成二年王彥威“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12]。《蒋乂传》称：“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中，王彦威《唐典》70卷、蒋乂《大唐宰辅录》70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

下面，再来谈《经籍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

唐人文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下400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余种。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从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录。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顺宗实录》卷4叙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陆贽传》也是全书人物传中的一巨篇，一人独占一卷。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不提。显然，后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而陆贽的这几篇奏疏，都见于宪宗时韦处厚所编的《陆贽论议表疏集》。《陆贽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考。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而且，传中详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文》。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后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先生集》（或《韩昌黎集》）的。

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最集中的是墓志铭。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记，就接近一千篇。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开元盛时，张说在撰写墓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如出一手。如其《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其后，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80篇以上。内中，记述公卿的碑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于权德舆，与张说大致相当，在60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墓志。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抄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成。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此集，后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

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著录，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尤其是德宗以后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墓志碑铭，奏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捷径”。

在《旧唐书·经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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