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于直接采录转引。志文中的“麟德二年十月制曰”以下，至仪凤三年（678）七月以前的记述，《通典》在卷147《郊庙宫悬备舞议》，《唐会要》在卷32《雅乐上》。以下记“乾元元年”事，见《唐会要》卷33《雅乐下》；记“贞元间”事，见《唐会要》卷33《诸乐》；记“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见《唐会要》卷33《凯乐》。这都是超出《通典》记事下限的部分。《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144、145、146的《乐四》、《乐五》、《乐六》各篇，并参取了前后《会要》。惟其记“广明”以后事，直接至结尾，与今本《唐会要》卷33《雅乐下》所记“广明”以后事全同。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记事下限分别为德宗、宣宗，而王溥《唐会要》后晋时根本就没有形成。志中的这段记事与今本《唐会要》的这段文字，显然同出一源，即昭宗时修奉乐悬使、宰相张濬及太常博士殷盈孙等修订乐悬的论议、奏疏。《志三》、《志四》则不本于《通典》及前后《会要》，似为后晋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在后晋纂修《旧唐书》的总体筹划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当然，有些是早已汇集成册的，如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縚令太常博士、太乐、郊社令等员“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也有收入文集当中的，如武则天大享昊天乐章12首、享明堂乐章12首，等等。这类乐章之书，有些今天尚可见到，有些只能借助本志知其大概了。《新唐书》合“礼乐”为一志，“乐”附于“礼”，仅2卷，较本志减少一半篇幅。
写到这里，应当提出今本《唐会要》来说一说，因为下面还会多次涉及。通常所说今本《唐会要》，是指“武英殿聚珍版书”所收，仅缺卷7、卷8、卷9、卷10，是现存最完整的王溥新编全本《唐会要》。王溥新编，是在苏弁、苏冕兄弟《会要》40卷、崔铉监修《续会要》40卷基础上，采集宣宗以后政事，重加厘定所成，共计100卷。元、明之际，苏氏、崔铉前后两次所修《会要》亡佚，王溥新编也出现错杂和缺卷。从以上的对照和下面的对照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凡今本《唐会要》与《旧唐书》中记事内容、叙述文字全同者，都可以说是苏氏《会要》、崔铉《续会要》原文。反转过来，又证明王溥新编《唐会要》，对于苏氏、崔铉两《会要》很少改动，只是续补宣宗以后要事。这对我们认识今本《唐会要》的史料价值，也有间接意义。
《历志》3卷，应当是本于韦述《唐书》。其序文虽然追述了肃宗《至德历》、代宗《五纪历》、德宗《正元历》、宪宗《观象历》，并称“其法今存”，但紧接着写道：“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风、南宫说、一行四家历经，为《历志》四卷。”所谓的“前史”，既有《历志》，又包括一行历经的，只能是韦述的纪传体《唐书》。其傅仁均历经，是指高祖时《戊寅历》，行于太宗之世。李淳风历经，即《麟德历》，行于高宗之世。南宫说历经，即《景龙历》，为中宗时所造。一行历经，即《大衍历》，行于玄宗之世。由于《景龙历》“不经行用，世以为非”，后晋史官“略而不载”。他们“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本志的史源，序文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新唐书·历志》较本志大增，通记唐代290余年8次修改历法，还备录了一行《历议》12篇，补充了反映中外历法交流的《九执历》及翻译情况。有关“三历法”的记载，两书当互校。
《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42、43、44的相关记载同。《志上》自“玄宗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至“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的大段文字，与《唐会要》卷42《浑仪图》载（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以下文字全同。志中所载“诸州测景尺寸”，自林邑国至蔚州横野军，除无河南府外，其余与《唐会要》卷42《测景》相关部分，不仅正文相同，连小注也都一样。《志下》“灾异”中关于日蚀的文字，与《唐会要》卷42《日蚀》的记载同，只是无宣宗以下的情况。这更加证明，本志是采自宣宗初年以前成书的《会要》、《续会要》了。其中的小有不同，当是辗转抄录中的疏略所致。关于彗星、五星临犯、星聚、流星、杂灾变等，大体与《唐会要》卷43《彗孛》、《五星临犯》、《星聚》、《流星》等类目前半部分的记述相同，是采自苏氏《会要》相关文字纂成的。《志下》的“灾异编年，至德后”这一部分，则超出《唐会要》所记，不少内容都见于各帝纪。这一部分内容，极可能是后晋史官以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为线索，再参照《续会要》及司天台有关记载，综合编纂而成。说到《志下》一定参照了《续会要》，还有一个铁证未曾被人注意过。在志的结尾部分，有一项叙述太史局、司天台沿革、设官的内容。这本来是《职官志》的内容，在《职官志二》秘书省有详细记述。何以《天文志下》会有此一项叙“旧仪”的文字呢？原来，《唐会要》卷44在记述各项灾异之后，专有《太史局》一目。稍加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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