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炬等十人为详议官。事虽未成，但曹国珍提到的那几部书，当时显然是见得到的。在《唐六典》之外，所谓 “前后《会要》”，即是苏弁、苏冕兄弟所撰《会要》与崔铉监修的《续会要》，这在《旧唐书》都有记载。《苏弁附苏冕传》称：“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宣宗纪》大中七年记道：“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大中统类》，在《宣宗纪》、《刑法志》、《刘瑑传》都有详细记载：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7]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

此外，尚有不少“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旧唐书·经籍志》虽未著录，却在纪、志、传中有记载，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例如，《玄宗纪上》、《礼仪志一》都记述了开元二十年九月所成《大唐开元礼》150卷，颁所司行用之。又如，《德宗纪下》、《杜佑传》都记载了贞元十七年杜佑自淮南进《通典》200卷，“大行于时”，“为士君子所称”。再如，《礼仪志五》、《王彦威传》不仅记述了王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按：通常称作《曲台新礼》）”[8]，还注意到宪宗以后围绕“王彦威《曲台礼》”的多次辩论。

其次，对于《经籍志》中提到的天宝以后“裁国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点考察。

为了说明情况，先对唐代的实录、国史简要追溯一下。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又设置了专修国史即本朝史的机构――史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条规，把积累史料、编纂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二百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二是本朝国史。

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实录，纂修情况记载不一，有一帝数部的，有卷帙不确的。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顺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实录，直至武宗。总括起来，后晋修唐史时，计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实录，这是没有多大歧义的。

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情况较为复杂。国史的修撰，是从太宗时开始的。贞观元年，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30卷。高宗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续成80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龙朔三年许敬宗等又续为100卷，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武则天长寿二年，牛凤及另撰《唐史》117卷，起高祖，终高宗。长安三年，武则天命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据刘知几的说法，勒成80卷。吴兢又别撰《唐史》110卷、《唐春秋》30卷。其后，韦述因高宗以来国史虽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修成纪传体《国史》113卷，包括《史例》1卷，史称其“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9]。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之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晰：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10]

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1卷，所以署“韦述撰”。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112卷，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共成114卷。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总成130卷，则“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40卷的纂修者，这里于肃宗之后“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由此可以断定，这部130卷的《唐书》，是记述高祖至代宗162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这也正符合后晋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

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后便不再有续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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