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籍是佛教历史赖以保存、流传的载体，同时也是人们研究佛教历史所依凭的基本史料；而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对这些史籍的勾稽与研究，也应当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中，陈垣先生于佛学、史学均有深厚造诣，这使他能够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即是这一成就的代表之作。

《概论》是陈先生早年授课之讲稿，1942年方编集成书出版，共6卷，它将“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史学必需参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的六朝至清代35种佛教史籍，略按成书先后顺序，分类加以研究、辨析，依书的内容、性质，分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几类，分别对每部书的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及内容体制、得失等方面加以介绍与考证。与此同时，每部书又视具体情况，在介绍的方面上各有侧重与增删。本书所有成果涉及到文献学、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它问世以来的近60年中，征引者甚多，而论述者甚少。近年，周少川教授曾撰《史学研究的拓展——读<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文（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阐述《概论》在目录学、历史学、佛教史方面的贡献，读后颇多启发。本文只就《概论》的史学价值作进一步论述，揭示它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史料价值
作为名重一世的考据学家，陈垣先生在《概论》中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准确与可靠问题。正如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所言：“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这指明了本书的基本撰述目的及特征。而这一特征，则是本书史学价值的根本，也是其文献价值的最主要方面。

——考证史实。勾稽残简遗册，博征各家之说，加以参照考校，以求得事实之最终真相，是考证学的基本目的。《概论》在这方面所做贡献，极为突出。如上所言，本书撰述的缘起是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疏漏错误之处，而事实上，它所纠正、补充的史籍远远超出于此，而是把每部书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讹误的每个环节，均一一加以考辨，从而求得廓清事实之功效。此类考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考名目，包括书名、人名等。前者如卷一《出三藏记集》条中称：“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后者如《历代三宝记》条对“宗殆”之名在历代史籍、文集中致误的过程作了考察；同卷《开元释教录》条，专列“《晁氏读书志》正误”、“《四库提要》正误”两目，证其图书分类及相关史籍评价上的失当之处，则更为精到、详备，卷三《弘明集》条关于《牟子理惑篇》之撰者的考证，亦属此类。以上，是为此书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二是考史实，即对所论史籍的流传及书中所载内容之误加以考辨。如在《历代三宝记》条对“补阙”一职的辨误，是从典制史的角度对《佛祖统纪》关于佛教人物记述失实的订正；卷二《续高僧传》条，指出《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时由于对佛教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是为从文献运用角度谈其不足与讹误；又如卷五针对《宝林传》所载昭明太子奉旨为达摩撰祭文一事，指出“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等等，均为此类。

——拾遗补阙。《概论》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前人所注重的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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