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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史学价值三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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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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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虽未明言其观点，然读者无不从中感觉到作者强烈的政治倾向，其具体表现为：首先，对历史上的僧人对待政治之态度加以评价。如卷一讥讽宗懔、释忘名“诸人皆梁亡入周，靦然冠带，文人无节操至此，相形之下，和尚愧煞宗人矣。”卷二对《高僧传》的赞扬，则是基于著者的撰述目的是为了针砭“当时僧侣众猥滥，狥俗者多”的现实状况，同时纠正那种“或嫌繁广，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的错误认识；而《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则阿附时政，巧言媚主，使“见在佛不拜过去佛”成为定制，与五代冯道之为相类，而被陈垣先生称为“赞宁者，真可谓名僧也矣，以言乎高，则犹未也”。其次，着力阐发史籍中所蕴含的故国情思。卷二《续高僧传》对前凉张轨史事加以评价：“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凉土与中朝隔绝，张轨父子崎岖僻壤，世笃忠贞，虽困苦艰难，数十年间，犹奉中原正朔，此最难能可贵者也。智昇为补一朝，殊有意义。”卷六《吴都法乘》在考作者周永年的生平时，因其“弘光南渡”后以数万言“条列东南战守中兴建置事宜，……与余（钱谦益）执手嘘嚱，酒半脱帽，垂顶童然，顾然长叹，以谓老可贱而死可贳也”，而赞其为“明末义士也”。再次，借对传统史学中“正闰”问题的讨论，阐明自己的观点。如卷一《历代三宝记》中，作者有一长段议论，突出表现了这一点。“本书之特色在编年。自司马温公著《通鉴》，南北朝以宋、齐、梁、陈纪年，承学之士，以为当然。不知温公以前，《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犹以宋、齐、梁、陈为偏霸，为闰位。《元经》号称法《春秋》，尊中国，犹帝北魏而黜齐、梁，其他可知矣。……清人勇于辨伪，而《四库》编年类特著录《元经》，即以其进元魏为中国，可以悦时主耳。《三宝记》独不然，其纪年乃尊齐、梁而黜北魏。……每有论述，必冠以晋、宋、齐、梁世，如晋简文世、晋安帝世、宋孝武世、齐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其意以为隋承周，周承梁，实得中国正统。周虽不出于中国，而能奉玺归隋，则已将取之中国者还之中国。此固非僧人之所知，实当时之一般心理耳。”以后长篇考证，证当时北方士人之心理，始终以“中国为未灭”。这里从佛教史籍体例讲到正统，再由正统讲到华夷之辨，再由历史上的华夷之辨暗示当时的民族气节，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应当指出的是，陈先生虽在文中对清人有所微词，然自近代以来，所谓“华夷”所指，已由传统的国内各民族关系变为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陈垣先生在此处论述之“夷”，亦针对日本侵略者，与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及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固当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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