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此亦为《概论》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纵观全书，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论古必恕”。如在卷二《续高僧传》条一方面指出严氏《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一方面又设身处地认为“卷轴既繁，虽号称缜密，亦不能无误，要在后学为之纠正耳。”二是“知人论世”。如卷五《法藏碎金录》条，针对《四库》认为《郡斋读书志》列此书于别集类，是“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辨析曰“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陈二氏，见解不同，陈氏颇不喜佛，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则公武又何尝有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则所谓不肯列之释氏者，岂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论古者之大病也。”三是客观公正。这个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对《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的评价。陈先生一方面对其“语类俳优，然适会上意”、趋炎附势的做法加以批评；一方面又对其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加以客观评价：“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偁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这三个方面的评价标准，都包含着辩证的色彩，一方面体现出陈垣先生对我国史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他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之后的结果。

除上述所言，《概论》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理论价值，如关于文史关系的论述：“所谓一体者，即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卷六《释林僧宝传》）关于校勘学原则的论述：“‘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等等。这些涉及史学研究方方面面的理论观点，虽不系统，却与本书的文献学价值一起，成为陈垣先生留给今天史学研究者的富贵财富。

三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时代意义
《概论》成书之际，正值日寇横行中华，国破民亡之时，陈垣先生在这一时期著书，无不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通鉴胡注表微》即是先生史学著作中最为显著的例证。而从《概论》本身来看，作者也多借对佛教历史的阐发，行议论时政之实。在本书《后记》中，陈先生明言“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北京沦陷，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指出它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感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他为实践“有意义之史学”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贯穿于全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思想认识：

——佛教与政治。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使得《概要》对此分外留意。在对佛教历史做梳理的同时，它认为佛教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纷乱之世，道人虽离俗出家，然每与政治不能无关系。”（卷二《续高僧传》）其具体表现为：政治对文人、对僧人、对佛教及其典籍发展的影响。如“政治混乱之时，有气节之人，做事固不易，说话亦不易，只可出家做和尚去，此禅宗所以盛于五代也。”（卷四《景德传灯录》）“（《新译华严经音义》）大中中虽曾奏请入藏，然广明之后，长安迭经兵燹，经典自易散亡，燕京地处边隅，人习‘诡随之俗’，金世宗所谓：‘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故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琳音》与圆照《贞元续开元录》之能保存，及传至高丽者，亦以此”；而僧人也往往借其特殊身份，表达其对世事的看法。如卷一论《历代三宝记·忘名传》：“忘名所著书尚有《至道论》、《淳德论》、《遣执论》、《不杀论》等，《三宝记》著录，大抵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以佛教之言出之。”这些认识在学术上的意义在于避免了把佛教研究置于一个孤立的范围之内的弊病，多有创见；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则在于为陈垣先生谈论现实政治提供了历史依据与例证，此亦可称为 “阐幽见著”之法，与《通鉴胡注表微》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与现实。《概论》在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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