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几十年的“遍检前书”[14]、详证精考过程中，徐松不仅收获了大量的材料，也凝聚了一批的学人。学问之事，贵在于沉潜孤行，也需要相互观摩。正是在徐松与各位同好的师友夹辅中，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大增。

徐松著作的修订校勘，显现的不只是徐松一人之力，而是友朋同志的众人之功。徐松增补著作所运用的史料背后，可以列出的是一串的友人名单：校订《华严经音义》的陈潮、撰写《俄罗斯事辑》的俞正燮、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图》的张穆、以及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研究有关的龚自珍、程同文与董祐诚。据今天的研究结果，《西域水道记》还曾有过沈垚的抄写本或称沈校本。[15]同时在徐松的导引指正之下，不少后学步入了西北史地研究的行列，沈垚即受聘居徐松家中，整理西北文稿之余，阅读了大量有关藏书舆图资料，撰写以《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为代表的西北史地著作。张穆的西北史地研究开始于对乡贤祁韵士著作的校订，自《西域释地》的校刊到《藩部要略》的刻印，其中都贯穿着徐松的指教。[16]

在这样的师友交往中，在研讨西北史地的聚会中，清道光年间，以京城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研究西北史地的学人，张穆、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因而西北史地研究在当时影响大增，“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7]。

二、时代需要与“显学”名家

在“显学”局面的形成中，徐松及其研究著述在传播有关知识、培养研究后学、挖掘有关史料等诸多方面大有影响，徐松也因此被视为“显学”名家。

考察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在有生之年，其学问与著作已为时人所肯定并接受，其学术影响在当时已昭然；也有的学者在世时默默无闻，其学术价值要等待后人的重新审视与发掘。同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属于后者，自伊犁东还后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其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仅以抄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外间少见。刊行问世的仅有的《西陲总统事略》一书[18]，但也流传不广。祁儁藻刊印《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时，祁韵士已作古20余年。而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噪，成为京中学人交游的中心，他的“西域三种”[19]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全部刊行，影响一时。二人不同际遇的背后是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化所致，非只个人因素所成。徐松的学术成就相应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

嘉道之际，知识界开始以关注现实、批判时政、倡言变革的思潮，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世思潮。这种情势下，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疆所发生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攻边事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清代自康熙就断断续续地用兵西北，乾隆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之后，也时有动荡局势出现。但这一次张格尔事件，知识界的反应较为激烈，其原因即在于学风的变化，时人因关注时政而关注西北局势变化，因关注西北的形势，而开始了解西北。

因为“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20]，清人对新疆了解并不多。在当时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祁韵士问世几近20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寯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寯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1]。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而“家著”正是指祁韵士的西北著述。

于是，熟悉西北的徐松及其记述西北的著作成为京中士人了解西北的重要窗口之一。张格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刚刚东还的徐松即被新登基的道光皇帝“召见”，“奏对西陲情形”[22]。他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也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许与赞赏，并为书赐名《新疆识略》，为之御制序文，交付武英殿刊行。龚自珍与魏源均曾从徐松处获得过西北知识。龚自珍对于徐松《新疆识略》中的《哈萨克表》与《布鲁特表》评价很高，称之为“奇作”[23]，魏源也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24]。张穆与沈垚曾在徐宅“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2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