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不仅以大量的实地资料来验证清代平定西北、确定建置的情况，还以实地考证的结果来修正前代文献记载的错误。《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几乎所有地方的位置都用清代的距离作有校正，《西域水道记》更是他通过实地调查并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中对文献的纠误之处也不少。《水经注》曰：“其水（指海都河——引者注）屈而南，迳渠犁国西。”徐松言“余证地形，渠犁为尉犁之误”[81]。《汉书》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补曰：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并由与《水经注》所记对照，认为此处是“汉书传写夺‘千’字”。[82]《汉书》记：“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对其中所记天山为何处，后人众说纷纭，徐松指出：后人多“指巴里坤南库勒淖尔南之山为天山，盖误于章怀。余往来西域登陟此山，虽云险峻，而只十五里，不足当天山之目上”。而“汉时以今哈喇沙尔城北之博罗图山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达山以东”[83]。

徐松也以实地目验来纠正前人对于西北知识的缪误。如关于“汗血马”，徐松言“今伊犁马之强健者前髆及脊往往有小疮出血名曰伤气。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贤未目验，故不知其审”[84]。又如胡桐见于《西域传》其丛生之地名胡桐窝，或疑为鸟巢，改为鹉同鸟窠[85]。徐松言“自喀什噶尔城由军台道叶尔羌，至此凡千三百三十里，沿河行仅六百八十余里。……河南岸遍生胡桐，行其间者枝叶交格，谚曰‘树窝’”[86]，又言“其大寒，治口齿，可医马疾”[87]。但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仅仅被用来证古，确是有些遗憾。

徐松开始于新疆方志编纂的西北研究，在道光初年因张格尔之乱而受到时人的关注，其中所叙述的当代西北内容、所体现的边疆治理思想既满足了当时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求，又切合了当时经世致用之风气，因此，对于徐松及其著作所蕴含的经世意义后人一直都有充分的认识。不过嘉道西北史地研究尚有另外一种面相，即它与此前考据学的联系，这一点通过对徐松的研究将会更为清晰：徐松在运用着考据学的方法，享受着考据学的成果，也在使用着考据学者所发掘出的史料。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考据学的积累，徐松就不可能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对以往考据研究进行超越，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也可能不会在嘉道时期呈现出繁盛之势，而可能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面貌。在穷尽材料、博采众说的努力之后，徐松的学问愈益精致与精妙；在遍检前人、古今相证的继承之后，西北史地研究不可避免地回归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理路之中。

[1] 徐松：《新疆赋序》，《新疆赋》卷首，《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2] 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影印本所依据即为此本。

[3]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一四一《星伯学案》，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4]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中言“嘉庆丁丑（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而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西域水道记》卷首，见《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5] 今见道光二十二年钱熙祚辑《指海》丛书本、光绪五年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均据道光九年张琦序刻本复刻。

[6] 对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校订研究见于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未发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第98-137页。

[7] 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西陲要略》卷首，见《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

[8] 徐松：《新疆赋序》。

[9]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中录乾隆三十六年《京报》记。

[10] 傅恒等撰：《西域同文志》卷首上谕，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三五册。

[11] 见《西域同文志》卷三、祁韵士《西域释地》。

[12] 和宁：《回疆通志例言》，《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四年吴兴沈瑞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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