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西北知识的同时，徐松西北著作中服务于边疆治理的撰述旨意、记述西北现实的客观内容也十分切合当时学者讲求经世的阐发点。

徐松在《新疆识略》中处处显现出治边思想。松筠在开篇《凡例》中言“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署不录”[31]，这样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徐松对“水”系研究的重视。《西陲总统事略》中山水合叙[32]，只有五页总括性的介绍甚至还不如前此的齐召南《水道提纲》西域诸水能得要领。在《新疆识略》中叙述水道的内容得到增加与扩充，河经流、枝流与伏流，分别列入表中，并以淖尔为归宿，泾渭分明。[33]

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水的意义认识一直较山为重，所谓是“以水志舆地，万古迹不换”[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而后在数千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咀嚼再三，这实在不是偶然。中华这样一个孕育于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国度，其起源与发展基本是在黄河、长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来治水就是国家大政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西域归入版图之后，为治理这片较之中原更为干旱的地区，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乘时兴屯，开渠灌溉”[36]。继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给惠远、惠宁两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种，历任将军都因灌溉乏水没有筹办。直到松筠在任期间，才寻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记载，《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简略记有河流名称，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对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中，对当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项重要内容。《西域水道记》的出现既与清代治理新疆实政有关，其本身也对新疆的开发有益。

于是，祁韵士、松筠与徐松等人与新疆方志编撰密切相关的著作，以实地目验、或国史记载中所获知识为依据，通过传输提供当时当世的西北知识，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体治理措施，具有当代史的意义。

这样在深受道光学风濡染的学者士人就常评断徐松著作有经世之特点，彭邦畴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37]，邓廷桢在评断《西域水道记》的五种优点时，也提到其具有“实用”与“利涉”的意义。[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之风尚，在这样的认识标准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经世意义也被后人反复强调，张之洞即将徐松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的“经济门”[39]。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认识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学术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 [4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41]；在这史地学的学风转变中，其重要表现即是复兴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即王国维表述为“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42]、梁启超表述为“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43]。

综合考量道光朝学风的转变、清末士人对经世致用之重视、民初学人对清代学术史中求新求变因素之强调等因素，可以看出徐松的时代及徐松后的时代中，种种因缘造就了学术史上嘉道西北史地学的“显学”之声势，也成就了“显学”名家徐松。直至今天研究者往往也会将边疆史学与今文经学、盐业、河工、漕运等并称为当时经世思潮的主要表征。[44]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同为嘉道时期的学人，同治西北史地研究，徐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徐松的著作在对清代大一统的歌颂中包含的是对清代边疆现实统治的肯定，而龚自珍、魏源及沈垚则以对现实批判为出发点，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中西域设置行省的主张[45]、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对“捐西守东”主张的批驳[46]，都在对当时边疆政策的质疑中提出的变革思想；西北研究在徐松那里，是讲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知识认识，而到了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著述中更多价值判断，对西北知识探求只是手段，由此引伸而来的议政才是目的。徐松的西北研究更具学术意义，而龚自珍与魏源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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