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对徐松及当时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经世意义有了足够的认识。为了更完整地展现学术史的原初面貌，我们应该知道，复兴清初致用精神只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面相，经世之志也只是徐松西北著述的一个侧面。

但无论徐松所传输的现实西北知识，还是龚自珍与魏源等人对于西北统治的对策，必须直接依赖于第一手的现实材料。没有实地目验这一中国传统地理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的支持，也没有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实测的技术支持，就难以对现实中的西北有更充分的了解，由此任何助益于现实统治的对策均可能成为空谈了。徐松东返之后，随其研究渐渐转入沿革地理的考索，其著作中经世色彩在消淡；在后人关注这一研究现象“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同时，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另外一种面相被忽略了，那就是其研究向传统史志研究的回归。

三、 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

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者们回溯自己的治学历史渊源，寻找学术遗传基因时，往往自觉认同于清初学者顾炎武。徐松曾关注顾炎武诗文，并“依年排纂”[47]。但我们今天考察他们的学术根基与资料支持，不难发现，其研究接续于中国传统的史志研究，尤其是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

清代的传统史志研究是伴随考据学的兴盛而推进的。清代史学大家王鸣盛将史学研究任务归纳为四：校勘前史文名讹误、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于省览。[48] 乾嘉史学的成就除上古史研究而外，传统史志的订补著作也不少。徐松在西赴之前，其学术兴趣与著述活动即属这一理路。

徐松童年曾随时任学政的叔父徐立纲生活于安徽，师于左眉。左眉是为桐城人，为学私淑方苞，学问直接师事姚鼐与刘大櫆，为桐城派传人。徐松后来曾回忆说：“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业。越十年，嘉庆戊午（1789），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49]对于桐城派所倡言义理、词章、考据，徐松专意于后者，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考）据，不复以文词见”[50]。后人刘声木也言：“（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51]。从中可以看出徐松在中试之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取向，即专心考据。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带来学界对于材料文献的重视。梁启超曾将清代朴学正统派学风归纳为十，而其中五条都重讲证据[52]，而证据源于材料，于是文献辑佚工作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的修撰产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而《四库全书》修撰活动最早即开始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徐松自嘉庆十年（1805）中试至嘉庆十六年（1811）外放湖南学政六年间，先后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为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充文颖馆总纂。在参加史馆《皇清文颖续编》、《钦定授时通考》与《钦定全唐文》的过程中，他得以接触到《永乐大典》，从中辑出一些乾隆朝学者漏辑的著作，主要有《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53]及《宋元马政》、《伪齐书》、《四库阙书》[54]。徐松辑录古籍与当时学风相一致，他的成果自然被后人视为清代史学成就之一部份。[55]

徐松受考据学的濡染很深，无论就方法学风，还是师友承传，他都与之有更紧密的联系。以这样的学术根基，徐松注定会成为一个著作丰硕的学者，只是谪戍生活稍稍改变了他学术生涯本来的轨迹。

首先，徐松西北著作的叙事方式与体例安排基本遵从考据学兴盛之时的传统史志研究。

清代考据学家那里，考据家的精力与智慧除集中于经书经义的研究而外，对史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禹贡》、《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等书，其中《水经注》一书还引起了学术界持续一百多年的一桩公案，至民国时胡适等人参葛其中。这些著作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纷争与对立，同时也是学人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中介与舞台。学人以参与学术争论而走入学术圈之中，他的观点无论被接受或是遭驳斥，都是学术圈对他作为学界一分子的承认。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正是以一种考据学家所常使用的叙事方式来完成，从而也很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可。

徐松对于新疆水系认识的基本思路是与《水经注》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水经注》以水出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流，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流。中国之海，新疆谓之淖尔，发源注淖尔者，为经流，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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