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历史有无自身的发展规律？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简言之，历史研究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也是学衡派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相信史学是科学，这在本质上是对的，但是其失误在于固执历史认识与历史存在的绝对同一性。与此同时，相对主义思潮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根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耐人寻味的是，学衡派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及其自身的崛起，都是欧战后反省西方理性主义的结果；然而，学衡派对于西方出现的相对主义史学，却保持了十分冷静的头脑，他们同样赞许新史学派的观点，既肯定历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但是并不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

     缪凤林指出，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其研究的对象而言，自然科学研究的多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对象，如动植物、化学实验等等；但是，历史研究的则是人类过往的活动，是永远无法直接观察的对象。即便有先人的遗存或某些原始部落的存在可以证古，但须知“史事皆属唯一，无同样之重演，无绝对之相似，由今证昔，虽可供吾人比较与想象，而今究非即昔也”。也唯其如此，“史学非观察之科学，固可断言者”。此其一；就其研究方法而言，自然科学研究借助于归纳、演绎的方法发明公例后，复可以推勘公例，加以反复试验与验证；而史家在收集和考证史料的基础上，排比事实，列成系统，只“在可能之范围，以再造古人之经验”（注：《中国通史要略·总说》，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页。），但所得之认识却无法加以试验。此其二。但是，缪凤林强调说，上述差异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求历史之公例，实治史之一要图，而史之能成科学与否，亦即以此为断”。与自然科学探求可供直接观察与反复实验的客观自然界的规律相较，历史学探求无法直接观察与再现的人类过往历史的公例，固然要困难得多；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静观默察，深体明证，以求发见公例，以愈显史之用焉”（注：《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缪凤林的见解可以演绎为这样的逻辑理路：科学是主体对于客体所具有的规律性的系统认识，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公例即规律性，历史家可以并正在逐渐地认识它，所以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陈训慈的看法与此相类，他说，一些学者以人类活动至为变幻，不能以任何科学的准则相绳为由，否定从孔德、斯宾塞、兰克到巴克尔，一脉相承都坚信的历史具有公例，史学是科学的信念，这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人有个性，亦有公性，至有特变，亦多共通”，史学借助科学的方法，“纵不能得万能之定律，要非无寻得公例之可能”。“观乎此，则史学亦自有其科学性”（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尽管它与自然科学毕竟有别。

      需要指出的是，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对于研究客体认识的相对性和长期性，不是历史学独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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