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学衡派对于上述有关史学的内涵、功能及其科学性等问题的判断是明确和正确的；那么，他们对于历史观的选择，则陷入了误区。他们以为，已有的诸如目的史观、宗教史观、政治史观、伦理史观、英雄史观、自然史观（或称地理史观）、唯物史观（或称经济史观）等等，固然不可等量齐观，但却都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他们看来，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历史的发展？于此，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陆懋德以为历史的变化是复杂的，取用任何一种原因都不可能解释圆满，较为合理的办法是，就各种史观博采众长，对历史作综合性的解释。张其昀则强调思想是历史的动力。徐则陵、缪凤林等人的主张最为具体，他们提出了“人类的保生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人类一切活动起于需要，需要莫大于保生，而其适应的方法是向阻力最小的方向进行，逃苦趋乐是其究竟。以此为目标，“人类即因而进化”。明乎此，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无不可以加以解释（注：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以“保生”的欲望解释历史，这与其时梁漱溟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归于“意欲”，异曲同工。缪凤林等人显然忽略人，人的欲望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相联系。原始人类不会有现代优生健美的观念，现代人类也不会想到回归茹毛饮血。而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的对立植根于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也绝非用所谓“保生的方法总是向阻力最小处进行，缘是引起了寄生主义”所能解释的。说到底，“保生”论，也无非是唯心论。要言之，学衡派的史观没有超出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史观的范畴。

      综上所述，20世纪20～30年，由于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思想的演进显然也依次存在着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新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前者是科学的也是最先进的史学潮流，后二者虽同属于资产阶级史学思潮的范畴，但却体现着由19世纪传统史学向20世纪新史学的转换。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无疑处于第二层面上，即实现了从实证主义传统到新史学的转换。

二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既实现了由实证主义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换，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发展的总体构想，即倡言史学双轨：普及与提高并重。学衡派认为，依据世界潮流，可预测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呈双轨并进的态势：“一方以简略之史识，普及于最大多数之人类，以其成‘为人’之常识；一方由少数之专家，从事于分析精深之研究，以充实史料而辨正旧失”。所谓普及，就是宣传中国历史，包括向国人尤其是青年宣传国史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所谓提高，就是促进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学衡派看来，普及国史最重要的途径是编写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相较，它可以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从而助益人们通古今之变。同时，他们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以为时至20世纪30年代，时代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家们准备了必要的主客条件，以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张荫麟说：“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学衡派对于中国通史的编写曾作过一系列探讨。概括起来讲，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编写中国通史的指导原则。学衡派主要强调了以下的几个原则：

（一）“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即须排除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明确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民族独立创造的。自晚清以来，由于西方学者倡言，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风行一时，时至20世纪30、40年代仍称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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