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关于编写通史的方法论问题。于此，学衡派的见解更显具体：其一，“认中国历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柳诒徵认为，中国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陈训慈则谓须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之关系”（注：《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他们都是在强调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但表述得最具体的是陆惟昭。他指出，中国本为世界列国之一，其与世界的关系犹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史固当具世界眼光”，重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发生的相互关系。这自然并不是意味着要将世界事实牵强附会到中国，“乃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意味着要以世界历史去规范中国历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譬如，元代的西征和玄奘取经，无疑是关乎欧亚国际之大交涉与中印文化融合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因当时的史家只有中国眼光而缺乏世界的眼光，故于如此重要的史实却记载甚略，今日已觉非常可憾。由是可知，“则以中国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乃是编中国史正当方法，也即是今后必趋之方向”（注：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

其二，“削笔标准”及其史事的组织。历史浩繁，史家著述不能不有所取舍。缪凤林等人讲，著史应能论其大而忽其细，执简驭繁，以表现历史演进构成之真相。这大略也代表了其时新史家的一般见解，但不免失之于笼统。张荫麟是学衡派史学家中善于作理论思辩的学者。他认为，无论史家自觉与否，他们事实上是依据五种标准，取舍史事：一是“新异性的标准”。史事除了具有时空的特殊性外，还有内容的特殊性，后者即为史事的“新异性”。史事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新异性”成正比。这里有几种情况：（1）史事于当时富有“新异性”，其后类似者迭出，后起者的“新异性”递减，而作始者的“新异性”却并不减；（2）相类者若甚少，则后起者仍不失其“新异性”；（3）“新异性”是相对于一定的历史范围而定；（4）“新异性”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因某些先例未被认知，其后起者的“新异性”自高，此种情况将随着人们历史知识的增进而改变；（5）“新异性”所代表的社会范围有不同，故不仅要注意社会局部的“新异”，尤当注意社会全部的“新异”。二是“实效的标准”，即要看史事影响于人群苦乐的大小。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以“新异性”为准，灼见与妄诞的思想，精粹与恶劣的作品，有同等的“新异性”。由于哲学上真的判断与文学艺术上美的判断，尚无定论，“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且文化价值的观念既随时代而改变，此标准自然也是变动不居的。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即得失成败的鉴戒与道德的评价。旧史家大抵依此标准，但是“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在通史里，这个标准当予以放弃，这不是因为历史不具备训诲的功能，也不是因为它不值得注意，而是因为它不是通史的任务，当归于其他的学科。如，战争的成败当归于军事学，人物得失教训当归于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即以与现实关系密切者为重要。近代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标准，但这不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张荫麟强调，以上除第四条外，史家编纂通史当自觉和严格地合并加以采用。

       张荫麟概括的上述五种“削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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