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老语之。至为泣下。”郭虾蟆(郭斌)为金死节,当地百姓要求主动为其立祠,直到现在还流传着他的事迹。至于元人更有《金源十节士歌》这样的作品传世。(157)是他们忠义不够壮烈?不,如果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阅读宋金二史,就会发现金方王晦 李著 李演 周昂一点也不亚于文天祥 陆秀夫。杨沃衍 郭虾蟆(郭斌) 侯小叔 强伸一点也不次于张世杰 张顺 张珏等。宋史学者对忠义的肯定,主要是从蒙古对南宋的巨大破坏来立论的。(158),但是与蒙古对中原金朝统治区的破坏相比,对南宋的破坏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既然抗击蒙古都具有减弱破坏的意义,为何评价是天壤之别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给金朝方面的抗蒙忠义人物以公正的评价。
可喜的是,近几年已经有纠正这个偏颇的论点出现,前面提到的陈智超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个,他在文章里引用经典作家的语言以及大量的历史事实,认为金和南宋的义军都保卫了当时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给金末义军以肯定的评价。”另一位学者虞云国先生“中原王朝的民族保卫战,既不能因为统一乃大势所趋而否定其积极作用,更不能因此视为阻碍统一的进程。”因为诸如来自宋金的抵抗,迫使蒙古统治者全力推进封建化,而“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低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度”他还强调“此前金朝军民抵抗蒙古的战争,也应作如此观。”
虞先生还从“立功”和“立德”把统一和民族气节统一起来,他说忽必烈的统一战争使得分裂的国土重新统一起来,是“立功”,而忠义之士如文天祥等,表现了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坚贞气节,是“立德”,他还强调“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民族英雄,这也充分说明汉文化崇尚的民族大义已经融入了金朝文化之中,后人也应该像宣传文天祥 史可法那样去表彰他们。”(159)
本文到现在已经完全写作完毕,看到自己的作品终于完成,内心有非常高兴的感觉,因为这个领域研究相对较少以及本人的实际水平低劣问题,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大于表彰与赞扬。同时,向两位前辈表示感谢,他们一位回复了我几次通过邮件问的问题,还热情地提供资料,一位在百忙之中和我电话中一次探讨时间就长达十多分钟,对于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感动是难以形容的。特此指出。
(1)如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李锡厚 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除提及花帽军镇压起义外,亦指出“花帽军曾与蒙古军发生战斗并取得胜利”。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陈智超《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428页
(4)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道宗皇帝哀册》当时将平叛当作重大胜利,如“蠢尔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萃其巢穴。上将即行,奇兵用设。即戮渠魁,群党归悦。”可见此战对于辽廷之意义以及蒙古诸部之盛。
(6)此“萌古斯”并非后来的铁木真的蒙古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明确指出二者并非一部,且言“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二九《元史》引《蒙鞑备录》言“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今人苏日巴达拉哈先生的《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亦认为二者并非一部,见该书页55--57
(7)[金]王彦潜《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神道碑》言“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且“入朝奏捷”。
(8)《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八二《移剌温传》;卷八一《耶律怀义传》;卷一二零《乌林答晖传》又卷七三《完颜守贞传》在君臣提及用兵北方之策时,守贞言“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似此战金朝获胜。
(9)《金史》卷九四《完颜襄传》言“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
(10)《金史》卷五《海陵纪》及卷七二《彀英传》提及贞元元年的一次“北巡”但“无功”;卷八九《移剌子敬传》提及正隆元年的一次“巡边”。
(11)《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卷九一《移剌按答传》;卷七一《宗叙传》;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12)[金]王寂《鸭江行部志》(贾敬颜疏证本)言“一从王师去开边,临敌奋勇能当千。”
(13)分别是明昌六年的夹谷清臣北伐,承安元年的完颜襄北伐,承安二年的完颜宗浩北伐。分见《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完颜襄传》;卷九三《完颜宗浩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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