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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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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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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盐务经营体制，远较辽和西夏复杂。其食盐生产与运销制度，略近于宋制之纷繁。而宋、元盐法的某些差异，亦可从金盐体制中得到较合理的解释。可惜有关的载述过于简略，以至于许多问题，迄今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尝试，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一、金盐的官营与民煎
１．场灶正课和自煎干办。
金代盐业的生产体制，包括官营制盐业和民营制盐业两大类。前者，以制盐资料的国有制为基础；后者，以制盐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一般说来，官营盐场集中在东部、东北部海盐产区，以及解池和西北地区盐湖诸场。民营制盐业，则仅见于个别沿海地带和某些土盐产区。
北宋时期京东东路的盐务场，先后总计约１１处。金代山东东路设置的盐场，则在１３至１５处以上。包括山东、河北、辽东、北京等路的盐场，更多达数十处[①]。这种情况，表明金代海盐官营的范围和国有化程度，有明显的发展。
金代官营盐场的生产体制，起初仅征敛"正课"盐："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额外余盐，大约许灶户零销。这种情况，有点仿宋初旧制。灶户课盐的本钱，则实行预支。譬如宝无坻盐使司所辖诸场院，"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②]。其他地区支本方式，未见载述。
宝坻盐司的"正课"，后来又增收"耗盐"。大定二十三年（１１８３）十一月，张邦基以"虑有风干折耗"为言，奏议"宝坻盐课"事。于是，遂令每"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以每石正课１５０斤计，其加耗率１５％。正、耗盐合计，灶户课盐每石至１７２．５斤。
灶户余盐零售之制，至金代后期予以取缔。泰和七年（１２０７）十二月，尚书省根据卢附益的奏言，制定了"灶户盗卖课盐法"；同时宣布：灶户"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中官"，根据"灶户盗卖课盐法"与"余盐中官"法，灶户之盐，必须全数纳官，不得有任何存留。即令是"刮咸土煎食"或"采黄、穗草烧灰淋卤"，亦在违法惩办之列[③]。
灶户除支本认纳正课和加耗，并中卖一切余盐外，往往还要承受各级盐吏的克剥，包括"出分例钱，以资（盐使）司官"[④]。
关于金代合法的民营制盐，《金史》载述极略。今考这类生产体制，曾存在于中都路的平、滦二州，河东北路的太原府。此外，或许也一度存在于京西路的大同府等处。
大定二十四年（１１８４），会宁尹蒲察通向世宗建议："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世宗拒绝说："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世宗所谓"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即系一种"听民自造以输税"的生产体制，但不是造酒，而是煮盐。这种民户自造煮盐制，不仅在大定二十四年之"先"曾一度存在；其旋"以不便罢之"，亦未必永罢下去。章宗即位之初，即有意再度兴复和扩大该制。
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十月，金章宗："谕有司曰：……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百官的议论，大致分为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左谏议大夫徒单镒为代表，"以干办为便"。第二种态度，以户部尚书邓俨、礼部尚书李晏等人为代表，反对扩大和推广干办盐钱法及自煎制，主张降低盐价及干办盐课。第三种态度，以刑部尚书郭邦杰等人为代表，主张"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根据这次讨论而采取的决策，是降低盐价和整顿巡捕机构的苛酷诬罔之弊。
《金史·食货志》叙述大定二十九年末盐法讨论之后，有一句过渡性的话说："时既诏罢干办盐钱……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姑不论北京、辽东盐使司的复置是否同"干办"盐法有关，所谓"既诏罢"云云，仿佛已停罢一切现行的干办盐钱。然而事实未必如此。第二年，即昌明元年（１１９０）七月，便有"上封事者言"及太原等地缓征"干办"盐钱之事："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⑤]由此可见，至少在太[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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