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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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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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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卤地等河东北路某些地区，当时"依旧干办"如故。而《金史》所谓"既诏罢干办盐钱"，很可能是诏罢各地"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即并未按章宗原意推广"干办""自煎"，但亦不曾取缔现行的干办自煎制。
除平、滦濒海与太原卤地之外，大同府一带土盐区也可能有过类似的"干办"制。尽管这一地区设有西京盐使司，而且，泰和四年以后又加强"收碱"限禁；但在此之前，或某些时期，大同府的盐法与太原有过类似之处。其根据，既在于它们都在"卤地"；还在于明初太原、大同府奏报说："郡地旧以多碱，多煮为盐。自宋金以来，输课于官；凡大口，月入米三升；小，二升。"[⑥]假如这一记载不误，那么，太原、大同府不仅推行过"干办"盐法，令民自煎；而且，其"干办"盐课还未必都是纳"干办盐钱"，有时候，甚至还"均办"盐米。
２．平州盐钱局与干办法的变迁。
金代的"干办"或"均办"盐钱法，也许是当时最有特色的一种盐业体制。金章宗即位之初对"均办"与"自煎"制度发生兴趣，并非出于偶然。那么，"均办"或"干办"盐钱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干办"与"自煎"之间关系如何？其渊源与实施状况又怎样？这是金代盐业史必须回答的问题。可惜的是，《金史·食货志》的有关载录零散而不成系统。
譬如有关平滦盐法，《金史·食货志》称："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２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大定二十一年（１１８１）十二月，"罢平州桩配盐课"。这些记载，非借助前代某些盐法便绝难理解。
前面引录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十月上谕和邓俨等人的议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金廷"令民自煎"的同时，亦"令民计口定课"，"输干办钱"。这种作法，令人忆起后周及北宋的"两税盐钱"和"干食盐钱"。据载，后周原"榷河北盐"，民户但犯私盐"辄处死"。后来"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而弛其禁。世宗许之"。另一种说法，是后周榷河北盐利，"共得三十万缗，民多犯法，极苦之"，后来父老向宋太祖进状，得以"罢禁通商，止令收税"[⑦]。
这类为"罢禁通商"而缴纳的盐钱，其实不止敛于河北及税户，北宋所谓"客户干食盐钱"，就是指"不系屋税、田赋"，而"出于浮客，旋配掠者"。实际上，就是当初向客户配卖官盐的价钱，在通商罢榷后照旧收敛而不支盐。正如石介所说，"人岁输其缗钱数白于有司，以其不地而征，无名而取，谓之’干食盐钱’"[⑧]；或曰"浮客干食盐钱"。
征敛"两税盐钱"或"干食盐钱"，虽然加重了民户的负担，却并非完全无谓。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换取"罢禁通商"的政策，免除某些地区的苛酷私盐刑律。正如嘉ｙòｕ＠①四年（１０５９）宣布茶法通商，同时向茶园户征敛一笔"茶租"钱一样[⑨]。河北父老为此而宁肯向皇帝"遮道泣诉"、请愿"进状"，道理就在于此。
金代"干办盐钱"法，大抵渊自于宋；并且与宋制有类似之处。金章宗之所以"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亦是因为他发觉私盐刑律贻祸甚深。他慨叹说："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平、滦等地推行此制后，一方面"民既（纳）干办钱，又必别市（盐）而食"；另一方面，毕竟取缔私盐刑罚，"令民自煎"自贩。而这种政策下获益至多者，是盐民和盐商。邓俨所谓"徒增煎、贩者之利"，即系此意。这种政策下吃亏蒙损的，则是消费者，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城乡客户。
平、滦一带，辽时为南京路。入金，属中都路。金代中期该路设宝坻盐使司。其前身，即辽时的新仓镇榷盐院与永济务。平、滦二州位居其东，是否设有盐使司，《金史》失载。至少有"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马城县，亦在滦州。此金代之"平州副使"，当即宝坻盐使司之副使。其于平州另设"分治使司"，原辖平、滦诸盐场务。推行"干办"盐钱法后，场务大约罢废，改"令民自煎"。该副使的主要业务，亦改为置局敛贮"干办"盐钱。
金代平、滦二州的"干办"盐钱法，并非自始至终推行。这一点，从《金史·食货志》所述大定十三年二月"罢平、滦盐钱"等事可以窥知。所谓"罢平、滦盐钱"，当即取缔"干办"盐钱和"令民自煎"制。至于大定二十一年"罢平州桩配盐课"，似表明在此前后，平州曾再行"干办"和"自煎"。大定二十四年金世宗说："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这表明"滦州诸地"的"干办""自煎"制又再度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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