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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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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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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区。在钞引法实施中，诸盐使司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金代钞引盐法的实施推广，主要在完颜亮迁都燕京，并采纳汉臣蔡松年的方案之后。"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蔡松年钞引盐法的实施要点，不妨用《金史·食货志》的两句话来概括：
其一："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
其二："钞、引、公据，三者具备，然后听鬻。"
所谓"钞合盐司簿之符"，是指商人持以提货的盐钞，必须同他们购钞时登录的底簿及符契相吻合。该底簿，届时由盐司持与钞券比勘验符。所谓"引会司县批缴之数"，则指商人所持的盐引，用毕须及时上缴司、县，并检核其批凿印记，会计其总数，以防隐漏不缴，挟私重用。所谓"钞引公据三者具备然后听鬻"，是指盐商取得官盐运销权，必须持足三种文券：盐钞、盐引与相应之公据。
蔡松年钞引盐法推行之初，也象当时的"交钞"钱法一样，预定"七年一厘革之"。但后来，"交钞法"罢七年厘革之限，钞引盐法也大致维持未变。
金代盐钞引的印造和出售，主要由印造交引库与榷货务负责。印造交引库，也称为"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该库乃贞元二年（１１５４）创置于中都燕京，正隆五年（１１６０）随榷货务一并迁往开封[①⑨]。其职能，为"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金代榷货务，"掌发卖给随路香茶盐钞"[②⑩]。贞元四年（１２１６），又置提举南京榷货司。
金代"制钞"权归于中央，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出钞"权，则原则上归于朝廷，实际上略有灵活--譬如由中央拨予地方出售。《金史》述及此类情事，屡称"榷货务所鬻盐引"，"榷货务出盐引"，"榷货务盐引"云云[②①]。然而，某些大盐使司乃至转运司出卖钞引的事，也不乏见。譬如解盐使司，其"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②②]。这种情况，与北宋中期有些仿佛[②③]。
金代商人购买盐钞引的手段，包括铜钱、银铤、纸币"钞"、银币"宝货"等。在某些情况下，公牒之类有价证券也可以兑买钞引。至于以粮食等实物换取盐钞引，则属于特例。这一点，与宋代排斥实物的典型钞法略有不同。
各种买钞手段并用时，往往也有搭配比率的规定。譬如承安四年（１１９８）三月，"榷货务所鬻盐引"，曾规定"收纳宝货与钞相半"，即用"承安宝货"银币与纸币各一半，搭配买钞引。为了扩大银币的流通，随即又命"榷货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在此之前，为了鼓励纸币的流通，宰臣亦曾献议："以钞买盐引"者，其每贯钞可作一贯五十文使用。章宗以为这还不够优惠，下令买盐引者，每贯面值之钞币可权作一贯一百文使用[②④]。
顺便指出，近年临潼地区发现的一批金代盐司银铤，大都錾刻有明昌元年（１１９０）或泰和四至七年（１２０４-１２０７）的岁月，"解盐使司"或"分治使司"名号，"盐判"签押及系衔官阶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银铤不仅铭有行人、秤子姓名，而且标出店户或客人姓名，甚至錾有"引领"姓名。其自铭铤重，大多接近于５０两[②⑤]。
临潼金代解盐银铤，与以往发现的"解盐使司入纳银"铤一样，都属于金代盐商向解盐使司购买钞引的入纳银铤。其铭文中的"店户"或"客人"，当即入纳银铤的旧主。可惜有关部门将它们误断为"盐税银"。其"店户"、"客人"等也被误释为应役铸铤的银铺户。而以往发现的"解盐使司入纳银"则被误为宋代之物[②⑥]。 三、晚金盐务的失控
以上几种不同地区的金盐经营体制，主要是就金代前期和中期的一般情况而论；并且，即令在那一时期和地区，其盐业体制也并非都贯彻始终。前述大盐泺、肇州、广宁等地时而改行折博，以及平、滦州"干办"制的兴废，即表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金代晚期的盐业体制，又与前、中期有所不同。当蒙古军开始深入金朝腹地，各路反金义军蜂拥而起之际，金廷对某些盐区的控制，已处于松懈和瘫痪状态。这一时期的金盐体制特点，大略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在崇庆元年（１２１２）至贞ｙòｕ＠①三年（１２１５）前后，金廷丧失了西京盐使司所辖的主要产盐区--昌、桓、抚州，以及北京、辽东两大盐使司所辖的辽阔盐区。
其二，崇庆二年（１２１３）至贞ｙòｕ＠①二年（１２１４），即成吉思汗率军三路南下，至完颜ｘúｎ＠③南迁之际，金廷基本上丧失了对宝坻、沧州两盐司辖区的控制权。贞ｙòｕ＠①四年（１２１６），以"团结乡兵"起家的张开，"率所部复取河间府及沧、献二州十三县"。张开："复清州"之际，并未替金廷兴复其钞引盐法，而是用帅司二百道空名宣敕自行置官，并向朝廷提出要求--"输盐易粮"。宣宗面对现实，不得不默认张开对沧、清州盐的特权，并"诏与之粮"，接受其"输盐"。显而易见，这时的河北盐已由张开等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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